据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2013年世界经济的增速预计为3.5%，经济增速均处在经济增长“潜在水平”之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一季度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分析，经济在短期内弱复苏进程不容乐观。笔者认为，尽快实现经济转型，积极应对经济硬着陆风险，实现人均收入稳步增长迫在眉睫。

　　降低经济硬着陆风险

　　从总需求分析来看，我国经济当前存在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出口方面，受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出口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受到冲击，2009年与2011年出口贡献率分别为-37.4%与-4.3%。从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来看，3月份出口同比增长10%，低于11.7%的市场预期，出现8.8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另外，数据显示，2009年至2012年，我国劳动力基本工资增长率分别为6.3%、7.5%、9.7%和9.8%，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也削弱了出口竞争力。上述种种迹象表明出口的经济拉动力量将逐步减弱。

　　投资方面，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4万亿投资计划出台以刺激经济，2009年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达87.6%，2010年与2011年依然保持较高水平。从我国投资情况看，4万亿投资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对于烫平当时的经济周期效应有立竿见影的作用。但是，这种反周期调控政策很可能带来的经济效应只不过是将经济衰退时间推迟，巨量的反周期政府支出很可能带来下一轮产能过剩。另一个方面，我国的资本投资效率低下：2011年中国31个省市的平均投资率为65.28%，人均GDP的平均值为5432美元，而美国15.48%的投资率就带来484327.86美元的人均GDP。

　　消费方面，由于我国国民的高储蓄偏好及其他限制，消费在短期内还不足以担当起拉动经济发展的重任。高储蓄偏好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高度相关。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人们在依靠社保和储蓄养老之间选择后者，纷纷为养老做预防性储蓄。

　　索罗斯日前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中国存在硬着陆风险：影子银行带来的风险。中国影子银行发展于本世纪初，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呈现井喷之势。据央行的《2012年中国影子银行报告》，2008年底信托资产总规模约为1.22万亿人民币，2012年底突破7万亿，仅四年便增长5.7倍。2012年银行理财产品规模为7.12万亿元，同比增长56%。2012年底中国影子银行的总体规模约为21.75万亿，占GDP的比重高达41.8%。

　　脱离政府监管的影子银行使得中国经济暗藏风险。以房地产信托为例，2013年到期的房地产信托规模达到2086亿元，第二季度出现兑付高峰，金额达1301亿元。当前政府调控房地产市场，限制银行对房地产业的贷款，房地产企业为了融资转向信托基金甘愿承担高额利息，然而政府的干预导致房地产利润空间压缩，兑付高峰和高利息带来的还本付息压力和利润减少的矛盾导致房地产信托风险凸显。

　　总需求的疲软和影子银行的扩张，使得中国经济面临硬着陆风险，当务之急是谨慎应对当前影子银行可能导致的风险。影子银行的风险已经引起当局的重视，然而影子银行的隐蔽性较强，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使得监管变得异常困难。未来应该借鉴欧美各国金融危机后的经验，如对超过一定规模的对冲基金及其他私募基金必须注册登记，披露资产和杠杆信息等，针对影子银行设计出新的信息披露机制并加强监管。

　　发展战略调整势在必行

　　除防范上述经济硬着陆风险之外，笔者认为，在目前的经济背景下，应尽快实现经济转型，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而更重要的是国家发展战略调整也势在必行。

　　第一，彻底改变依靠投资拉动、项目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转而真正依靠教育、科学技术促进经济长期增长。

　　从研究与开发（R&D）经费支出额占GDP的比重来看，2001年以来比重逐年增长；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首次突破4%。似乎教育财政投入增长、人力资本增长与经济增长是一致的：财政投入促进教育为国家提供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增长使得利用自然资源的效率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但我们利用1985-2007年中国宏观数据得出的逻辑是：人力资本的增长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教育的财政投入并没有直接促进人力资本的增长，人力资本的增长是由于经济增长引起的，经济增长导致人们的收入增长，使得人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增加，从而使得人力资本增长。教育的财政投入通过校园建设使得社会固定资产增加，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并不是通过促进人力资本增长的路径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因为财政投入并没有转化成教育质量的提高，对增进人力资本作用有限。可见，我国要形成教育促进人力资本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增长模式，不但需要增加教育财政投入，还需要促使教育的财政投入真正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从而促进人力资本增长。

　　第二，发掘高校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潜力。企业推动经济增长，而事实上，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动力来自大学的基础研究突破。重大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几乎都是在大学实现的。以德国为例，德国的大学在基础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为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德国的崛起奠定了重要基础。德国统一后，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赶超英法并与美国一起领导第二次工业革命，成为世界第二强国。

　　一方面，大学的基础研究通过新知识的创造，推动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和新产品的诞生，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如牛顿的力学原理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机械的广泛使用奠定良好的基础，法拉第、麦克斯韦、赫兹一系列的理论研究推动电气时代的到来，量子理论和相对论为微电子与光电技术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基础研究作为技术进步的先锋，推动了生产力的变革，实现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另一方面，基础研究的专业化训练也有利于专业人才的培养，通过为创新提供中坚力量推动经济的发展。据IMF2007年有统计数据的国家中，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数量与人均GDP大致呈正比。2007年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最多的是芬兰和冰岛，分别为7372人和7222人，这两个国家的人均GDP为46538美元和65566美元，美国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数是4673人。研究人员数量最少的三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马拉维和马达加斯加。中国2007年每百万人中研究人员为1077人，人均GDP为2651.26美元，同发达国家仍存在很大的差距。未来政府应该加大对大学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为经济的长远发展注入新鲜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