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希克·巴苏

　　只有专家们才知道自己所知道的比外行人认为的要少。这在刚刚闭幕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春季会议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经济专业知识在基础方法上是很局限的。以货币和财政政策为例，尽管几十年来我们都小心收集数据并进行数学和统计学研究，在很多大问题上我们也只不过是比一般经验知道得多一点而已。比如，我们知道为了对抗经济停滞应该降低利率并注入流动性，而且应该提高政策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抑制通胀。有时候依赖自身的判断来结合利率行动与公开市场操作，但事实上我们对这些政策机制的了解还是很粗浅。

　　作为进化的结果，这些经验法则还算有效（至少还在容忍范围之内）。随着时间的推移，错误的行动被惩罚，其使用者要么通过观察别人来学习、要么被淘汰。而跟所有的进化行为一样，一旦环境发生变化，现有的适应特性有可能会功能失调，这已经成为一些标准宏观经济政策的命运。欧元区的构建和半个世纪以来无情的全球化已经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使那些曾经有用的政策当场失效。

　　在1668年瑞典创立中央银行之后，英格兰央行也在1694年成立，其动机是单一经济体应该拥有中央银行。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随着垄断货币创造的好处得到广泛认可，大量的央行被建立起来，每个央行都对应着一个拥有政治界限的经济体。但人们没有预料到的是，全球化侵蚀了这些边界。结果我们又回到当初极力摆脱的境地——单一的经济体（即全球经济体），却有着许多可以印钞的货币当局。

　　这种状况显然是不适应环境的，它也解释了为何发达国家注入大规模的流动性，却不能推动经济也不能创造更多就业。毕竟在全球化经济下，这些现金的大部分都跨过政治边界流到别的地区，这又引起遥远地方出现通货膨胀压力并使世界陷入货币战争的风险。而国内的失业率仍然处于高危水平，可能导致工人丧失技能，这种长期的破坏可以是毁灭性的。

　　出席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春季会议的几乎所有政策制定者似乎都愁眉不展，并且没有人能拿出妥善的解决方案，但本人有两个简单的建议能缓解这一危机。

　　首先，在缺乏全球统一央行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经济大国之间进行某些货币政策协调。需要一组经济大国（可以称之为“G国”），来发布协调一致的货币政策。

　　为了说明原因，我们来分析日本的情况。日本的政策制定者有充分的理由促进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甚至纠正日元在过去六七年间的长期升值。然而在当今各国自扫门前雪的世界环境下，其他国家的央行很快会作出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反应，这促使日本央行再次行动。这些行动通常被粉饰为提振国内需求的政策，但它们最终会助长一场替代性的、低级的货币战。

　　然而，如果这些G国主要经济体在季度报告上宣布即将来临的重大政策变化，比如X国的小轮量化宽松政策，Y国和Z国大规模的现金注入等等，这会对市场起到安抚作用，让人们知道不会出现货币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汇率变动就会很小，而且只要在需要的时候才会有变动；汇率波动性会被遏制，这是因为不会再发生针锋相对的注入；投机行为也会减弱。此外，流动性注入很有可能对需求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同步性将会减少跨国性的资金流出。

　　第二个建议适用于流动性注入的机制，这些都通过资产收购发生在欧洲、日本和其它地方。比如美联储目前每个月都在收购价值850亿美元的资产（其中大多数是债券）。

　　流动性注入和低利率都会产生一定的微观经济效应，但这一效应未能得到多少关注：它们降低了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成本，也就相应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这很有可能会加剧失业，而肯定不会缓和这一问题。

　　其中一个解决方案是，利用部分注入的资金来解决成本产出不对称的问题。因此，对每100美元的注入资金，可以用60美元来购买资产而剩下的40美元用来补贴公司创造工作，这对那些拥有允许短期雇佣灵活劳动力市场的经济特别有效。

　　即使就业津贴只提供一年，公司也会在这一时期多雇人员。而且因为目前爆发的高失业率是自我强化的，一旦均衡被打破一段时间，经济就有可能长期步入就业水平更高的均衡状态，而且无需政府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这种方案存在一个问题。资产收购在资产负债表上并没有影响，补贴劳力是纯粹的流动性注入。然而，正是因为如此，就业补贴很有可能在提高需求方面更为有效，这意味着这类规模较小的注入带动的需求，很可能和大规模资产收购所带动的需求一样多。

　　在制定经济政策过程中，为数不多的确定性选项就包括有适应外部变化的需求。我们的挑战就像工业大革命时的飞蛾，它们通过变得更黑（从而能更好地躲避天敌）来适应新的烟尘环境。而在全球化经济下，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也不能只围着灯光打转。（考希克·巴苏，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总裁，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本文来自Project Syndic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