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认为，中国资本账户在未来几年进一步开放的趋势不可避免。这主要由现有机制的可持续性不断降低、全球化环境下中国经济的崛起这两个根本因素推动。

　　彭文生称，现有资本账户管制机制的可持续性在降低。重要的一点是，即使资本管制是有效的，其限制的是双向资本流动的量和流动的形式，不能限制资本的净流出或净流入的量。“当一个国家有经常项目逆差时，意味着其对外资产增加、资本流出，反之，经常项目逆差代表资本流入、对外负债增加。资本账户管制只能限制这种净流出或净流入的方式，是通过私人部门投资还是政府部门外汇储备的升降来实现。”

　　他表示，如果导致资本流出或流入的因素是短期的、周期性的，资本账户管制和由此导致的外汇储备的升降，就可以起到减震器的作用。但如果因为经济的基本面因素导致持续的净流出（经常项目顺差）或净流入（经常项目逆差），限制私人部门资本流动就会带来较大的扭曲，长期来看，反而可能加大宏观经济和金融环境大幅波动的风险。

　　进入20世纪，中国经常项目持续大幅顺差，外汇储备快速上升，彭文生建议，中国控制资本流出的必要性在下降。“如果比较早地放松对资本流出的管制，尤其是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贸易顺差就不会全部转化为外汇储备，后期的汇率升值预期和资本流入压力就不会那么大，相应的，对国内货币扩张和风险资产估值的冲击也会小些。”

　　其次，彭文生指出，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建立了全方位、紧密的贸易联系，但金融的联系相当有限，主要体现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和中国政府部门通过外汇储备的对外投资。

　　他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资本管制维持目前的状况，这种贸易和金融关系的不平衡将更加突出。

　　彭文生还认为，汇率灵活性、利率市场化是放松资本管制的前提，但二者的现状却阻碍放松资本账户管制。

　　“从效率层面，利率市场化有利于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正因为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加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导致国内储蓄率过高。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应该是促进利率市场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一部分。”彭文生称。

　　彭文生强调，就与资本流动的关系而言，汇率不够灵活对放松资本管制的影响更大。他称，国内外利差如果没有汇率的变动来抵消，就会形成套利空间，加剧资金流入或流出的波动，影响货币政策执行的效率。

　　对此，他建议增加汇率灵活性，如扩大人民币汇率的交易区间。其次，需要增加市场参与者的多样性。他认为，目前人民币交易市场的参与者主要与贸易结算有关，流动性较小，汇率市场的广度和深度远远不够。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将增加与投资相关的外汇交易，拓展人民币外汇市场的供需，增强人民币汇率形成的有效性，减少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力度和频率。

　　彭文生称，对外资产在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之间的配置严重失衡，在未来一定时期将带来再平衡压力，而实现这种再平衡的基本条件就是资本账户放松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