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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每每谈到宏观经济及调控，“新增贷款”是最受关注的指标之一。近两年，“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正悄然升温。“社会融资规模”包含“新增贷款”，但“新增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份额逐渐降低已成趋势。“社会融资规模”值得引起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更多关注。

　　社会融资规模是指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这里的金融体系是整体金融的概念。就机构而言，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公司等；就市场而言，包括信贷、债券、股票、保险以及中间业务市场等。

　　在我国，传统的金融与经济关系，一般表现为银行体系通过其资产负债活动，促进经济发展和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具体体现为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以及货币创造和流动性增加。其中，人民币贷款是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的主要方式。近年来，我国金融总量快速扩张，金融结构多元发展，金融产品和融资工具不断创新，证券、保险类机构对实体经济资金的支持力度和份额明显加大，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对贷款业务表现出明显的替代效应。于是，“新增人民币贷款”已不能完整反映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也不能全面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理论研究与政策操作都需要能更全面、准确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全口径统计指标。

　　“社会融资规模”正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监测和调控的中间指标。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出现“社会融资规模”是在2011年3月。2012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要求“保持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适当扩大社会融资总规模”，释放积极信号。2013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适当扩大社会融资规模”。统计表明，与新增人民币贷款相比，我国社会融资总量与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CPI的相关性更显著。尽管在统计范围、统计方法等方面还存在可以改进的余地，但是“社会融资规模”无疑已经比“新增人民币贷款”更值得政府、企业乃至全社会的关注。

　　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2002年以来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快速增长，而其中更值得关注的是融资来源结构的变化。2002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91.9%。因而，那时仅用“新增人民币贷款”即可基本说明社会融资总量状况。2002年到2012年，我国新增人民币贷款由1.85万亿元扩大到8.20万亿元，增加3.43倍；同期，社会融资规模由2.01万亿元扩大到15.76万亿元，增加6.84倍。

　　近几年我国金融结构的多元发展具体表现为“社会融资规模”中各类项目相对占比的变化。一是人民币贷款份额显著下降。从2002年到2012年，人民币贷款占比从91.9%下降至52.3%。二是各类直接融资快速发展，市场配置资金的份额不断扩大。2012年企业债券净融资2.25万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比重由2002年的1.8%提高到14.3%。三是金融机构表外业务融资活跃度显著增强。2012年，实体经济通过信托贷款从金融体系融资达1.29万亿元，比2011年猛增1.09万亿。四是实体经济从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融资支持的力度迅速加大。2012年小额贷款公司新增贷款2005亿元，相当于一家中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一年的新增贷款规模。今年1月份社会融资规模是2.54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56万亿元，其中人民币贷款以外的融资比去年同期增加403%。

　　“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提出和使用，首先说明的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运行的领域和方式不断推进、市场的作用不断凸显的事实，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内在规律。从中央政府到主管部门，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兴趣未停留在一般统计的层面，而是表现了值得肯定的积极态度。从2011年起，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公布社会融资规模数据。央行认为，这个举措有利于促进直接融资发展，改善企业融资结构，有利于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金融市场也好、金融创新也好，在任何国家或地区都可能是双刃剑。意味深长的是，央行曾表示，推出“社会融资规模”的概念和统计，也是对2008年后国际金融危机反思的产物，符合危机后加强宏观调控和加强综合、统一的金融监管的新要求。国际经验反复证明，经济体和金融市场越是庞大，一旦发生经济和金融震荡的破坏力越是巨大和持久。过去，我们只要紧紧盯住M2（广义货币）和新增贷款，就可以相当程度上防止金融危机和经济震荡。今天，人民币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占比大为降低，我们以往习惯的调控方法和经验需要不断更新。2012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领域存在的风险隐患，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2013年3月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是极具警示意义的。（王志平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