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中国银行作为银行间外汇市场首批人民币对澳元直接交易做市商，与澳新银行完成首笔人民币对澳元直接交易。这意味着澳元成为了继美元、日元之后的第三个和人民币可直接兑换的货币。对中国而言，这显然是一个主动去美元化的国际化过程，尽管人民币还无法摆脱“美元锚”之约束。

　　这一天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为6.2548元，即期价格6.1940，再度创汇改以来的新高。而日前公布的CPI与PPI数据引发了市场对中国经济下行的担忧。

　　“虽然经济数据低于预期，但这并不能撼动人民币中长期的升值趋势，改变人民币被低估的现实。”渣打银行经济学家李炜告诉经济观察报，“大趋势是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将由发达经济体转向新兴市场国家。”

　　同时，诸多迹象昭示处于初级阶段的人民币国际化正在提速。“一般而言，强势币种有利于其（本国货币）国际化”李炜说。而一季度以来的人民币亦努力呈现上行走势。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监管层的窗口指导下，一些商业银行自4月1日开始加强对个人和对公外汇资金汇出的管理。这或许表明决策层在担心资本撤逃。

　　人民币“坚挺”外表的背后，正滋生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这可能会令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看起来有些“跛脚”。

　　贬值压力大

　　年初至今，人民币似乎又重回2012年前的单边升值通道，令中国出口贸易企业“叫苦不迭”。

　　4月10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2548，较前一日上升91个基点；当天即期开盘报价6.2020，盘中最低触及6.1940。而美元指数开盘报82.3590，最高触及82.5470，此位置较年初的79.74已大涨28070个基点，涨幅3.5%。

　　按照以往的逻辑，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指数之间呈现七成左右的负相关性，即若美元指数涨，70%的可能性是人民币下跌。但现在的情况是，人民币中间价、即期价较年初时的价位，升幅均超过0.5%。

　　纵观近几日的人民币即期市场与中间价走势，亦是频频触及1%的涨停线。如4月3、8、9、10日，当天涨幅均在1%左右。“除市场因素之外，不乏央行有一定程度上的操作意图。”一位外汇市场交易员说。

　　事实上，目前的经济数据，特别是贸易数据并不支持人民币升值。数据显示，3月中国出口从2月的同比增长21.8%放缓至10%。进口增速从2月的-15.2%回升至14.1%。导致当月贸易逆差8.8亿美元，扭转了自2012年2月以来保持的贸易顺差局面。“3月出口方面的数据具有迷惑性。”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认为。其逻辑是虽然海关报税单对应的是真实的进出口行为，但有企业存在通过保税区一日游或同一批货反复进出口的现象，以达到资金流入国内的目的。

　　今年前两个月，中国出口同比增幅均超过20%，而贸易数据公布之后，人民币中间价的走势亦相对强劲。

　　不过，“更需要担忧的是人民币贬值压力”、“人民币何必苦苦硬撑？”市场上的各种疑问接踵而至。

　　在国泰君安宏观研究团队分析师汪进看来，日元贬值是触发人民币主动寻求贬值的诱因。而更深的原因是，各国货币当局对本币贬值的态度发生深刻转变——2011-2012年是各国货币当局为了反危机捍卫本币的一年，2013年则是各国货币当局维持刺激或保持复苏促进本币贬值的一年。“2013　年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将以贬值为主，而全年人民币仍将维持小幅升值。如果人民币没有贬值，就是一种政策错误。”国泰君安报告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认为，弱势日元政策使得国际汇率博弈充满火药味。2012年美日欧同时选择货币贬值，这是历年来极为罕见的现象。升值的经济体主要是新兴市场国家，这其中暗藏各国经济的博弈与角力。

　　无独有偶，4月9日，惠誉下调中国偿还长期本币债务的评级，是自2003年中国主权债务评级进入上升周期以来，首次被下调中国主权评级，可能意味着中国主权评级上升周期达到顶部，且开始下降。“金融风险及政府债务上升、通胀管理问题”是惠誉给出的下调理由。

　　事实上，降级事件与经济数据都在暗示人民币贬值压力很大。

　　不“跟风”贬值

　　不过，人民币同时也在承受难以名状的“升值”压力。

　　现实是银行交易员都已经看不下去了，直称“日元贬值令汇率战一触即发，中国央行需要考虑强势货币给本国出口商带来的压力”。

　　国泰君安的报告指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没有贬值，主要是政治考虑。时至今日，面对汹涌的货币贬值，人民币最优选择就是顺势而为，有限贬值。

　　但是，似乎中国中央的选择是“逆势”而为——人民币不“跟风”贬值。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说中国不会卷入竞相贬值“货币战争”。她解释，中国货币政策主要关注国内经济，尽力对冲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就对冲外部环境的影响而言，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透露，“加大干预外汇市场的力度、渐进式本币升值和宏观审慎管理（加强资本管制）”是新兴市场国家央行“对应”资本流入的“三步曲”。中国惯常的做法是三者兼而施之。

　　目前国际环境下，双向流动的趋利资本正流向中国；而央行所做的最直接对冲就是吸收流动性——买入外汇，否则就得升值。数据显示，2月份新增外汇占款2954亿元，是连续第三个月增加。

　　年初至今，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从6.2897升至6.2548；即期价格从6.2300涨到6.1940；升幅均逾0.5%。

　　与此同时，资本流出的警钟已然敲响。三年前，市场曾预测当人民币升至6.5或6.2见顶后，如果欧债危机持续发酵，且中国经济下行，人民币资产价格不具有吸引力时，可能会出现资本大规模撤逃。

　　2012年上半年的中国貌似上演了这一幕。在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引导下，外汇占款数月出现负增长，资本呈流出趋势；2012年国际收支初步数据显示，资本项目逆差逾千亿美元，不过，近期修订的国际收支表显示，这一数据变为168亿美元。

　　值得关注的是，监管层内部要求商业银行，自从4月1日起，加强对外汇资金汇出的管制，这或许是监管层防范资本外逃的权宜策略之一。一位地下外汇交易员告诉经济观察报，以中国银行北京某支行为例，对公业务每笔对外汇出资金不能超过3万美元。

　　“跛脚”前行

　　眼下人民币最大的隐忧是——人民币即期价正处于此前市场预期的人民币顶部位置。这样的话，那些“潜伏”的资本（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未分配利润、已分配未汇出利润等）可能会有预谋地出逃。而如果人民币贬值，无疑会加速资金的撤离，并加快贬值，形成恶性循环，进而影响人民币的国际化，这可能是决策层不愿意看见的一幕。

　　一位外管局官员对此曾表示担忧。他说，应该警惕资本双向流动的风险，需全面考量吸引热钱与令资本“生厌”的动态因素，一切都在变动之中，资金的流向可谓瞬息万变。

　　于是，当服从于“保增长”还是“保货币”两难之选摆在中国央行面前时，可能的选择会是后者。“保货币”——保证人民币的信用基础扩张能力是底线。

　　与此同时，央行在汇率机制决策上也要面对“跟随美元成为强势货币，还是反向成为弱势非美元货币”的选择。“美联储主席伯克南会在2014年退休之前完成美元走强的转换，虽然目前出现一些小问题；而中国应该在此之前完成选择与调整。”香港沃德资产管理公司董事局主席卢麒元说。

　　此外，人民币国际化的悖论是，需要在升值过程中推动国际化进程，但经济数据可能不允许人民币过于强势。显然，如此策略会“挫伤”中国贸易出口企业。

　　李炜说，不可否认，在推进人民币市场化过程中，允许其随市场变化而准确反映市场的情况；当经济放缓时，可能是贬值，才有助于中国经济恢复。

　　但是，“从整体经济操作看，确实会有一些困难。经济放缓，如果人民币贬值，进一步形成恐慌情绪，可能会产生负面效应。但如果人民币本身处于相对低估的水平，此时点上推动人民币升值，便无大碍。”李炜表示,“如果想要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人民币一定还是升值。”

　　事实上，“评级下调对人民币国际化影响更为直接。”国泰君安分析师解学成认为。更甚者，此次本币评级下调，恰好在国内开始治理影子银行，和其他金砖国家成立应急储备基金以及中国和澳大利亚建立货币直接兑换机制的时候，客观上打击了人民币信用，海外一部分资金会降低人民币及资产配置比重，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受阻。

　　“评级下降短期后果可能导致对人民币资产产生负面影响，促使人民币汇率回调，加剧国内通胀压力。”解学成称。

　　诸多内忧外困让人民币不得不“变得”更为强势，令其加速通往国际化的步伐显得尤为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