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参考报》记者走访节后就业市场发现，技术含量低、工作相对辛苦的普工今年招工难度大。除了新生代农民工对体面就业的追求，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工资差距缩小而物价高涨，对农民工吸引力减弱，企业对用工成本的承受力也接近极限。专家认为，“刘易斯拐点”之后，我国“人口红利”将逐渐消退，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的矛盾将进一步突出。

　　招普工中介“人头费”涨至500元

　　新春开年，记者走访了上海多个工业园区及宝山、嘉定、闸北等区专场招聘会现场，发现节后就业市场技术工种招工缺口相对较小，而普工的招工难度较大。

　　在位于上海宝山区的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现场，上海双钢仓储有限公司人事部负责人金涛告诉记者，节后公司的用工缺口在20多人，提供的薪资也比较有竞争力，现场招聘会没过半，技术工种全部已经招满了。但是普工缺口连一半都没填上，普工技术含量低、工作相对辛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比较弱。

　　“节后招工太难了！”在金山区春风行动专场招聘会上，上海蓝滨石化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人事科科长汪保卫带着200个操作工岗位等了几个小时，最后只招到了个位数的工人。虽然工厂老员工很稳定，但是为明年要投产的三期工厂招聘的100多个新员工走了一半。他打算在多参加几场大型招聘会之余，一边联系劳务派遣公司，一边联系西部地区的职业学校进行校企合作，到夏天毕业实习时直接输送学生，捱过这段“用工荒”。

　　劳动部门调查发现，企业对一线熟练操作工人的需求最大。上海莘庄工业区劳动与社会保障中心主任许建高告诉记者，企业最头疼的就是普工难招，为了“抢人”，企业不得不给中介“人头费”，招一个人给500元。

　　招聘网站大谷打工网《2013年基层用工市场前瞻调查报告》显示，受访的5274家企业中，大部分节后需要马上招工，31%的企业称春节后大量缺工急需招聘；54%的企业表示部分岗位欠缺人手，需要招聘；仅15%的企业表示不存在或很少存在缺工情况。超过六成的企业的人事专员表示，基层工人招聘是一年比一年难。

　　新生代农民工追求体面就业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查发现，普工难招主观上源于新生代农民工对体面就业、高质量就业的追求。客观上，随着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工资差距的缩小，东部地区对农民工吸引力减弱，而企业对用工成本的承受力也接近极限，进一步提高普工收入有难度。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期望值普遍提高，除了劳动报酬，更看重就业质量、生活体验和人生价值的实现，体面就业已成为他们的自发需求。

　　来自贵州毕节的王勇节后早早就来到上海，打算多参加几场招聘会，找一份“技术含量高、有前途有挑战性”的工作，他想优先寻找行政工作，如果没有尽可能找技术工种。“普工没有职业前景，今年无论如何不能再做普工了”。中职技校毕业的江敏想先看看有没有管理类工作，薪资水平低一些也没有问题，但如果要做服务员等“艰苦岗位”，预期工资不包吃住最少也要每月3000元。

　　由于经济发达地区生活成本较高，打工收入与中西部地区相比显得“性价比低”，发达地区对低技能农民工吸引力减弱。

　　来自安徽蚌埠的戴怀荣在建筑工地做泥水匠，工作一天有120元收入。他给记者算了笔账，工地包住，工地食堂吃午餐“白菜加上几片肉”就要8元，晚餐和老乡搭伙自己做，有菜有肉大约5元，每个月能存下近2000元，可是在老家种地的女儿每个月也能挣2000多元。

　　来自四川泸州的谢永胜在建筑工地做零工，每天收入200元，但是去掉每月房租300元、夫妻两人的生活费1000元，每个月能存1000多元。“如果在重庆打工，我每天也能拿到200元，生活成本低得多，存下的钱就多了。”

　　此外，发达地区社保缴纳水平较高，企业往往还有培训等支出，企业实际用工成本增加，无力再给普通工人涨工资。以上海为例，2011年起，凡与上海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外来从业人员，按规定参加养老、医疗、工伤三项社会保险，从原本缴纳水平较低的“综保”经过五年过渡期转为“城保”。

　　上海市嘉定区来沪人员就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朱华民介绍，企业为来沪打工人员缴纳的社保从原本的100多元，提升到2011年的400多元，到2012年为700多元，从今年4月1日起，缴纳水平在千元左右。此外，由于物价高位运行，城市生活刚性成本上升，劳动者就业收入期望普遍提高，企业为了“留人”，薪资水平年均增幅要在10%左右，还要在技能培训、改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等多个方面着手，这些都给企业带来了不少压力。

　　多管齐下完善社会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教授指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根据测算，16至24岁青年劳动力数量将从2006年的1.2亿人，降至2020年的6000万人；25至55岁的黄金就业人口从2015年起将明显下降，这决定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低端劳动力市场将趋于紧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介绍，2011年本乡镇就业的农民工中，40岁以上占60.4%，而在外出农民工中，40岁以上占18.2%，这意味着受户籍、社会保障等限制，农民工过早地退出了城市劳动力市场。降低户籍门槛，保障农民工同城待遇，在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多方面为其提供“市民待遇”，将有效延长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时间，增加劳动力供给。

　　对于农民工“体面就业”的需求，上海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人赵建德认为，政府应加强引导，提倡职业不分高低贵贱的正确职业观，减少不必要的劳动力错配。“爱白领不爱蓝领”“重体面不重收入”的社会心理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心声，政府要顺应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提供就业服务，加强职业培训，提升劳动力素质和就业质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所长莫荣认为，提高就业质量、实现体面劳动是目前劳动就业领域新的发展趋势，针对就业市场心态的变化，政府应做针对性的应对，加强对劳动者劳动权益的保护，完善对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确保在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劳动者收入的不断增长，以实现体面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