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9月份以来，我国进口铁矿石价格涨幅已超80%，又重新接近2011年时的高位，这让接近亏损边缘的钢铁企业“雪上加霜”。铁矿石已经成为一个卡住中国钢铁喉咙的顽疾，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钢铁工业的生存和发展。

　　目前，在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方面，中国占据了多数的需求却没有定价权，甚至在中国垄断的部分上游资源领域，如稀土，也没有定价权。对于大宗商品定价权的缺失，很多人归结为贸易谈判以及行业联盟的缺失等等，但背后的真实情况可能远远不是这么简单。

　　在早期传统的国际贸易中，大宗商品的定价主要基于现货市场的供求关系。在金本位制度下，商品的价格是基本稳定的。直到世界经济进入以美元为主的信用货币背景下的金融经济阶段，全球一体化的大潮改变了原有的规则。目前，大宗商品国际贸易价格主要以世界主要期货交易所的标准合约价格为参考，商品定价机制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结构。现货市场是塔基，远期等基础金融产品市场是塔身，期货市场加上衍生品市场则是塔尖，塔尖利用各种杠杆，操纵或影响着塔身和塔基。在这种情况下，大宗商品大都演变成了金融化产品，商品定价权的争夺已经演变成期货定价权的争夺。

　　期货以及衍生品市场的建设，与货币的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的。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利于中国争夺期货定价权，中国期货市场的建设反过来也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要如何去争夺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呢？

　　首先，要重视期货市场对大宗商品定价的作用。

　　当前，全球铁矿石的定价模式是以基于少量现货价格编制的普氏指数为基准，以季度为单位确定主要矿商的长期协议矿价格。这与石油等其他大宗商品以期货定价的方式具有很大差异。未来，如果铁矿石期货能够上线，将成为铁矿石定价模式的一个重要参考。而矿山方面，在铜、镍等矿产资源的定价中已经习惯并掌握了期货定价的游戏规则，中国钢铁企业要想在新的定价渠道上与矿山开展争夺，应重视期货市场的作用，深入研究通过期货争夺定价权的可能性和可行方法。

　　当然，期货市场虽然有价格发现的功能，但一些大宗商品被过度金融化后，反映的已不再是简单的供求价值，而成为了财富分配和转移的工具，从而破坏现货市场的供求平衡，也将对相关产业造成破坏。但是，这些风险并不是期货市场内生的，更大的原因来自于货币政策引发的流动性泛滥。在发展期货市场时应注意规避这一风险。

　　其次，要尽可能掌握期货市场的定价权。

　　世界各国都在追求着对期货定价权的控制，谁能影响期货及衍生品价格，谁就掌握了定价的主动权。在这场看不见的战争中，美国和英国已赢得先机，站稳了脚跟。美国和英国的商品交易所已成为世界大宗商品的定价中心。而中国恰恰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和经验。从全球化各国的分工来看，这样的定价权体系对中国来说非常不利。发达经济体将生产外包，但只要将定价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上，就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利益。

　　中国需要尽量在具有定价权的期货市场上争夺交易的主动权，或发展具有足够影响力的期货交易所。当前，全球有伦敦金属交易所、美国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三地有钢铁期货可以交割，但目前，上海期货交易所和美国芝加哥商品期货交易所的钢铁期货本身并没有形成定价的话语权，只不过提供了就近交割的便捷。与美英相比，我国三大商品交易所的影响力还很弱，而中国经济的大规模扩张正在成为国外抬高大宗商品价格的借口，因此，中国亟须拥有一个有足够国际影响力的期货交易所。

　　再其次，要通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加强定价话语权。

　　美国取得期货定价权的根基在于美元在世界贸易中作为结算货币的地位，美元指数、利率、量化宽松等影响大宗商品价格的关键因素的控制权都掌握在美国手中。与此同时，类似于高盛这样的投资银行也参与其中，通过收集、预测、发布大宗商品信息，引导大宗商品价格走向。

　　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应加强人民币在部分双边贸易中作为计价结算货币的努力，以此增强人民币在大宗商品定价中发挥的作用。例如，在石油方面，中国可以争取与沙特和海合会国家用人民币作为石油计价结算货币，同时通过自贸区谈判、对等开放资本市场谈判等，加深与海湾国家的一体化交流。而在铁矿石方面，中国也可以与巴西开展相似的交流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