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玉贵

　　五大商业银行(工、农、中、建、交)2012年的盈利指标，确实比较好看。五大行的净利润合计超过7500亿元，较上年增长近12%，平均不良贷款率仅为0.99%，拨备覆盖率接近300%。尽管有资产质量风险的警示，但市场对上市银行今年的利润增长持乐观态度。

　　中国银行体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盈利势头让美欧同行艳羡。但银行业盈利的“铁饭碗”还是固定存贷差。各方预计今年新增贷款超过8.5万亿元，新型城镇化建设将带来的投资扩张。信贷扩张和固定利差似乎为利润增长打了保票，但银行来自净利息收入的比例在60%以上，很难想象，一旦利率市场化时代来临，银行靠什么获取巨额利润？而一旦经济战略转型，信贷高投放不再，加之地方债风险、房地产信贷风险大面积爆发，中国银行业无疑面临更大的资产质量风险。

　　在这种环境下，必须切实推动公司治理改革，积极提高国际化，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持续发展。

　　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尚未真正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尽管银行上市并将少数股份售给国外机构稀释了政府的所有权，但得益于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决策层对银行反而拥有更大的控制权，银行高层最终任免权仍掌握在政府而非银行董事会手中。由于有了更大的控制权，使得决策层在经济不景气时候确实拥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从而在经济下滑时可以为扩大内需提供强有力的信贷支持，这是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所做不到的。但从市场竞争角度看，中国银行业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以建立起一种真正的信贷文化，即贷款决策应建立在借款人的信用可靠性以及对贷款风险的分析评估上，不能仅靠银行与贷款人的关系或政府的政策。

　　志在打造世界级银行的中国银行业者，应当切实把握目前难得的时间窗口，完善公司治理机制，加强制度文化建设，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力争将自己打造成具备合理的股权结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的真正适应市场化的世界级金融企业。

　　相较于美国银行、花旗集团、苏格兰皇家、摩根大通、巴克莱以及德意志银行等全球化商业银行，中国同行迄今在国际化方面取得的成绩乏善可陈。

　　即便中资银行业中国际化程度最高，同时也是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之一的中国银行，尽管已在中国内地、港澳台以及全球32个国家为客户提供公司金融业务、个人金融业务和金融市场业务等服务，但按照通常意义上的国际基准，这家中资银行仍是一家典型意义上的本土银行。花旗、汇丰等全球性金融集团的国际化收益一般占集团总收入的50%左右，而中国银行去年的这一数字尚未超过27%。

　　另一个参考指标则是美英等顶尖商业银行的国际化网络与利润在国际各地区的分布相对均衡，例如，汇丰银行的国际网络遍及全球80余个国家和地区，拥有6500个分支机构，且属地化程度极高，其所开设的金融机构均是当地有影响的主流银行，并藉由极为通畅的信息化服务形成真正的全球经营网络，至于利息净收益的区域分布，近年来汇丰的格局，基本上是北美为40%左右，亚太(含香港)为25%左右，欧洲20%左右，拉美15%左右，与全球总体经济布局基本保持一致。相比之下，中国银行的近千家海外机构，绝大多数集中于港澳和亚洲国家，设在美欧的分支机构较少，且多为代理机构，层级相对较低。海外机构的服务对象以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为主，基本没有进入所在国的零售业务。即便在对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提供的匹配性服务上，也与企业的要求相去甚远。

　　目前，中国银行业推进国际化有两个比较好的条件：一是正在加速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二是中资企业国际化。前者不仅会大大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上升，成为中资银行国际化的最重要驱动力，还会促进人民币离岸和在岸两个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样有助于中资银行的国际化进程；后者更可为中资银行开展国际化经营提供广阔的空间。只是到目前为止，中资银行在国际化网络建设、IT系统建设、产品与企业创新以及风险管控方面较为落后。此外，属地化管理水平也要相应提升。美英等国的大银行在这方面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当成熟的管理体系，来避免国际化过程中出现的“水土不服”问题。这种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的“本土化”战略真正实施起来却殊为不易，它不仅需要企业建立一套制度化的管理系统，还需要一大批具有跨国家和跨文化管理能力的全球化经理人来实施。而这种国际化的人力资源恰恰是中资银行目前最欠缺的。(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