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体制惯性对经济运行的压力将远大于改革红利，换届后的政治锦标赛将再度冲高投资，使得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蹒跚不前。从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以及部分重点地区的实地调研来看，一些地方出现了大幅调高今年投资增速目标的情况，部分地方甚至提出了“投资率达到100%”的目标，投资冲高似乎不可避免。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高投资是完成较高经济增长目标的最现实途径，但是对于全国的经济运行来说，高投资将极可能带来经济过热，并阻滞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显示，除了1997年，历次党政领导班子换届前后两三年都出现10%以上的经济增长，虽然此次投资冲高并不会带来如此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最终也很可能引发物价上涨和经济结构性矛盾的激化，对未来经济发展带来困难。

　　在地方政府投资冲动难以短期消解的情况下，中央宏观调控决策部门除了要从投资方向上把好关之外，更重要的是对这种投资冲高带来的宏观影响进行研判。笔者认为，应该重点警惕这种投资冲动带来的产能过剩、价格上涨压力和金融风险，并及早做好买单的准备，进行政策储备。当然，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来看，投资冲高也会加剧投资消费结构失衡。

　　产能过剩加剧是投资冲高带来的第一个需要高度警惕的问题。近年来，从传统产业到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问题，在高投资的地方集体冲动下，产能过剩风险将进一步加剧，威胁经济稳定。由于地方政府能够决定或者引导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以及存在财政资金和国有资本支持的产业领域，重化工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产能过剩更加需要警惕。沿海港口的大规模建设也应该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一样得到统筹管理，尤其需要从全国层面进行协调布局，避免其“产能过剩”。

　　投资冲高还将给当前高位运行的价格水平带来新的上涨压力。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受经济刺激政策和各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我国价格总水平始终在高位运行。今年我国采取了“稳货币”的调控策略，但投资过快增长形成的巨大需求最终仍然会反映到价格水平上。如果没有相应的调控政策，投资冲高再加上外部宽松的货币环境、国内要素成本上升等，我国的价格水平将进入新一轮上升通道。

　　投资冲动下的“财政敢于负债”隐含巨大金融风险。很多地方政府都将今年的投资增长寄托在城镇化或“城市升级”上，并且提出要“敢于负债”，从现行的财政体制和融资机制来看，其中蕴含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今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在“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后重新加上并强调了“积极发展债券市场”，笔者认为这除了基于债券市场在现代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之外，也是考虑到今年政府性融资的需要。然而，在现有政府性债务水平和财政性收入有限增长的情况下，不管是通过直接融资手段还是间接融资手段为“经营城市”进行融资，都可能导致过度负债的情况出现，形成偿债风险。

　　为了应对这些潜在的风险，中央宏观调控部门必须提前有所准备，但是对各级政府投资冲动的治理并不是宏观调控所能解决的，它在本质上是一个体制问题，必须从制度设计入手改变这种“囚徒困境”博弈。下一步要在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转变中央政府职能的同时，加快协同推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只有明确政府职能定位，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考评体系，才能在根源上抑制地方政府投资冲动。 （作者为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者：黄卫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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