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关于环境污染的提问，李克强总理坦言“绿水青山贫穷落后不行，但殷实富裕环境恶化也不行”。这实则点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关系的根本所在，那就是两者应相得益彰。

　　如果说发展经济，需“治大国如烹小鲜”，那么保护环境、治理污染，则应抽丝剥茧，破除重重障碍，既从公众利益出发又着眼于经济发展质量，逐步令社会经济回归可持续发展的正道。为此，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不欠新账，多还旧账”显然将成为环境治理的主旋律。

　　在环境治理上“不欠新账，多还旧账”，其本质是更严格地控制环境污染，减少污染排放，为经济增长创造一个更加健康的资源和环境条件。尽管环境污染自工业化生产以来便出现，并在工业化初期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调节性要素”，也即，不排污就无增长，少排污就少增长，污染排放规模似乎成为经济扩张的边界约束条件。但实际上，这样的规律长期看并不成立，环境污染短期内能带来些许好处，长期却会损害经济体健康。

　　一般而言，环境污染不外乎通过作用于经济体中各个部门来影响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三大主要部门，消费、投资和进出口既是环境污染的排放主体，也是其后果的最大承担者，我们可以来看，环境污染规模的扩张究竟会如何影响这三大部门的增长路径。

　　其一，环境污染与消费。环境污染为零时，显然对消费没有影响。随着污染规模加大，如空气质量下降，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人们会增加对空气污染防护品的购买，这必然削弱消费者对其他部门消费品的购买力，就此而言，短期内的总消费水平不变，甚至有可能增加。但再往后，如环境质量因污染排放而进一步下降，那就会打击消费信心。因为消费者出于提高防护度的需要，将不得不通过减少消费活动的频率来防护各种污染的侵袭，这无疑将降低总体消费水平并进而波及消费信心。

　　因此，污染对消费的影响将呈现先正后负的特征，越到后期，不利影响就越大。就此而言，通过环保产业消费的替代效应拉动总消费的设想是无法成立的，也就是说，环保产业消费的增长本身会拉低消费指数。这一点在当下其实已有所体现。

　　其二，环境污染与生产。这要分两方面看。一方面是对生产本身的影响，如果将环境污染作为生产的资本化要素（即可以通过购买来获得更多污染量），那么污染规模扩大在绝对意义上意味着生产规模边界延伸，这对生产当然具有促进作用。

　　从另一方面，即污染对生产所需其他要素的影响看，情况不容乐观。生产所需的关键性要素有两个，分别是资本与劳动力，技术一般从属于资本和劳动力本身。那么，当污染加剧时，由于生产的可能性边界被扩大了，资本获得了更大利润空间，因而首先会吸引资本进入。不过，污染本质上却对劳动力增长有很大排斥性，尤其对高技能劳动力有较高的排斥性。

　　一般而言，在有选择的条件下，劳动力会呈现出游离高污染区域的趋势性特征。这就决定了，在高污染的经济体系中，劳动力（或人才）部门将逐渐成为生产的短板。黏附于劳动力身上的技术进步则会成为另一个短板，技术进步的贡献度逐渐降低。最后，整个生产部门会呈现“过度资本化”的特征，这是环境污染带给生产领域的可怕后果。也就是说，我们只能用大量资本来替代逐渐短缺的劳动力和技术资源，并加速到达资本化的饱和顶点。此时，再多资本都无法用来拉动高污染下的经济增长，其他新的要素也不再进入，经济增长就此将陷于停滞。

　　其三，污染与进出口。人们往往会注意到，在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背景下，存在污染产业加速向高污染区域流动的现象。其实这不过是社会经济扩大其污染容量的一个“收获”。仅就此种“收获”而言，污染规模增加初期会刺激资本流入，扩大生产，并通过出口产成品使国家获得贸易盈余及资本项目盈余。但这只是污染对进出口的初期影响，到后期，污染量增加和积累会使消费信心不足、劳动力外流、内部技术进步缓慢，逼迫我们不得不用原先的贸易盈余来购买外部世界的“低污染”产品及技术，从而将形成贸易上的进出口赤字缺口。

　　有理由推想，如果计入各种渠道的商品和服务进口，当前我国实际贸易盈余或许已远低于账面数字。此外，之所以目前我国还能保持较大资本项目盈余，也与当下污染增加所导致的“过度资本化”的经济结构密不可分。

　　上面三点告诉我们，基于污染排放与消费、生产和进出口等各主要经济部门间的传导关系，当社会经济系统性地出现与污染排放直接相关的消费信心不足、生产过度资本化，以及明升暗降的进出口盈余时，我们就有理由认为，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污染排放规模已超出了经济所能承受的界限，全社会开展减排的时机也就到了。这就是为何李总理要在当下特别强调环境治理“不欠新账，多还旧账”的根源所在。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