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铮，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特聘教授。现任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研究顾问，曾任美国埃默里大学经济学副教授（终身教职）。刘铮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国际金融。

　　刘铮喜欢周游世界，在欧洲央行和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短暂的驻足之后，他选择回到上海，开始了关于“金融部门和宏观经济，最优货币政策和中国经济之间的关联”的学术研究。

　　刘铮说：“通胀预期与实际通胀关系紧密，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必须保持独立性和透明度。”数据显示：2012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97.42万亿元，同比增长13.8%，低于年初设定的全年增速目标14%；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2月CPI涨幅达3.2%。

　　紧盯通胀预期

　　“如果货币政策是为了把通胀降至2%，那么，我们就应该盯住2%的目标。”在刘铮看来，“央行必须保持政策的独立性和透明度。制订相关货币政策的目的一定要进行说明，比如，为什么选择升息或者降息，希望达到怎样的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而不要让市场进行猜测。”

　　其实，老百姓对通胀有一个预期，这个预期和实际通货膨胀有着紧密的关系，甚至是通胀的重要决定因素。刘铮分析，通胀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成本，劳动成本或原材料价格上涨，让商家产生涨价的动机，“如果通胀预期稳定，那么成本的暂时波动对通胀的影响就会减弱”。

　　因此，刘铮建议，中国应该学习美国等发达国家一样做些通胀预期的研究和调研，央行应该对这一指标进行监督观察以便做出更优化的决策。另一方面，刘铮说，“中国应该在开放资本账户和人民币汇率浮动中，择一而行。”

　　2012年12月，刘铮和他的同事，美国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副行长Mark M. Spiegel发布了一份报告称，受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所持有的外汇资产利率大幅下挫，而中国国内资产利率仍然较高，这对中国货币政策形成了挑战。

　　“如果中国适度开放资本账户或者允许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那么全球金融形势变化所带来的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就能有所缓解。”刘铮一针见血地指出，“自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每年都有很大的经常项目顺差，在资本项目严格控制的背景下，老百姓不能自由地买卖美元资产或者其他货币资产，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又严格地把美元盯住。”

　　刘铮认为，无论是开放资本账户还是实现汇率自由浮动，都能在实质上减少由于资本流动而在国内产生的通胀压力，即便两者无法很快完全放开。

　　量化宽松难避免

　　2013年新年伊始，美国两党就解决“财政悬崖”达成协议，提高年收入40万美元以上的富人税率，并将长期失业福利延长一年。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方案的达成短期内将提振市场，但如果在减赤方面没有达成一致，美国政府债务触及上限等一系列问题仍将在未来威胁美国经济。

　　对此，刘铮判断，财政悬崖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损害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循序渐进的。那么，财政悬崖的遗留问题将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刘铮分析，拉动中国经济的“一驾马车”――出口可能会受到不小的冲击，“出口企业就只好裁员或者关门，很多人就会失业，中国政府必须做好应对”。

　　“很多人抱怨美国人搞QE（量化宽松），美元一贬值通胀压力就要来了，但事实上这是现有的人民币自身汇率体制缺陷所造成的。”刘铮认为，“美国和中国战略伙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如果美国的QE能够把美国的经济刺激复苏起来，对中国是有很大好处的。”刘铮强调，“量化宽松是必要的，虽然效果越来越小，但这是惟一的办法。”

　　对于美国经济的复苏，刘铮表现得比较乐观，他指出，“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复苏，房价的上涨可以改善居民和企业的借贷条件，从而支持消费和投资增长。同时，美国的失业率也开始下降，这些趋势极有可能持续，美国的经济环境将在未来两年内出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