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需要更多实质性突破
昨天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就“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相关问题举行记者招待会,央行行长周小川携三位副行长出席。考量中国银行业的抗风险能力,首屈一指的衡量指标是不良贷款率。
全国“两会”系列评论之十一———
昨天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就“货币政策与金融改革”相关问题举行记者招待会,央行行长周小川携三位副行长出席。几位负责人对货币政策的解释性答疑,成了整场记者会的重头戏,他们向与会记者“普及”金融常识并借助电视直播,无疑让观众在第一时间上了一堂金融常识普及课,也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公众此前对国内金融政策、安全、改革等怀有的疑虑。
比如,央行与财政部是什么关系?答案是:财政部形同国家会计,央行则形如国家出纳,财政部长犹如中国的“第一会计”,央行行长犹如中国的“第一出纳”。又比如,中国金融行业的抗风险能力如何?自1990年代末朱镕基领衔金融改革以后的十数年间,无论经济过热还是偏冷,翻阅每年的报纸尤其是财经报纸,国内银行业的经营风险报道不计其数。早些年,这些警告性报道呈现的是一个基本事实;近年来特别是2004年以后,以工商、农业、中国、建设为首的国有商业大行,纷纷通过剥离不良资产在海内外轻装上市,继而接轨国际现代银行制度后,情况出现了重大改观。经历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中国银行业反映总体经营业绩和各项关键经营指标譬如最重要的赢利能力等等,在全球皆堪称第一。
考量中国银行业的抗风险能力,首屈一指的衡量指标是不良贷款率。据周小川介绍,去年该指标是0.95%(放贷总余额近65万亿元,不良贷款5000亿元)。而不良贷款率国际通行的警戒线是10%。目前,欧美老牌超级大银行不提也罢,放眼全球打着灯笼满世界找,找不到哪个国家能够把该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降到1%以下。
这些恰好说明,连续十数年小步快跑的金融改革,已获取无可争辩的阶段性成果。十几年来,国内经济总量从不足7万亿元增至51万亿元,“中国金融”的贡献功不可没。这几年对国内金融风险的报道确有过度渲染和炒作之嫌(虽说防控金融风险永远需要警钟长鸣)。周小川说,“我们希望中国商业银行要进一步加强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将经营绩效和资产质量长期保持在优秀水平”,反映了一种低调务实的态度。
针对“国五条”颁行后的房贷调控和货币政策走向,周小川指出,前者是货币政策之信贷投放的一个专项分支,首贷、二套房贷首付比例控制乃至三套禁贷,将按“国五条”要求继续严肃执行;至于今年货币政策的操作原则,周小川再次以“稳健”二字作答。识者所知,货币政策分为宽松、适度宽松、稳健、适度从紧、从紧共五个层次,“稳健”指实施中性的政策,既不是适度宽松,亦不必适度从紧,可谓恰到好处。这与中国经济去年四季度企稳后小步上行的基本面,形成了较理想的吻合配对,为今年稳增长、防通胀、保就业及确保国际收支平衡(量入为出),提供了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实施空间。
地方债风险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地方债的大头是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信贷,大部分以项目捆绑周边可商业开发土地作为抵押物的举债,真正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用于公益项目建设的不足总占比的两成。地方债本息有赖地方财政进行偿还,的确存在一定的还债风险,但周小川特别强调,通过深化金融改革引进和创新更多金融工具和衍生型融资产品,风险是总体可控的。
总体上看,几位央行负责人的发言,对下一阶段深化金融改革涉及不多且过于原则。笔者认为,在澄清公众对金融风险的种种疑虑后,今年至少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更多实质性突破:一是“两会”后城镇化将形成浪潮,大量启动资金的筹集,急需央行创新更多融资工具和融资产品;二是继续压缩和降低国内银行过多过滥的服务收费(国内银行赢利率过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导致社会强烈不满);三是启动已满一年但几乎仍在原地踏步的“温州金融改革”当有实质性突破,否则,符合国家产业导向的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难题,仍将难以看到破解的希望。邢理建(上海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