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M2余额已近百万亿，与2008年上半年相比，差不多翻了一番。回头来看，这大体可以说明M2在过去几年中的超常增长。这种增长的代价，就是过去两年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

　　如果一定要说，政府大手笔释放流动性，在当时是为了救经济于水火，两害相权取其轻，即使明知道流动性泛滥终将导致通胀，但为避免经济衰退也不得不勉力而为，那至少应该明白，这样的决断一次就足够，不可能再三为之。即使没有08年的“四万亿”大投资，但也有很多投行人士开始预测“两万亿”，投资所指，毫无意外仍然是大项目。流动性泛滥是否不发生，信贷二次大跃进是否可以避免?对于这些问题，没有人可以很坚决地说不。

　　一个现象是，一旦面对可能的经济低迷甚至衰退，中国的经济体制链条会发生裂变，政府干预将使得资源配置方式在短时间内类行政化，很多本该是市场行为的决策，最终可能演化成行政意志和商业选择的混合体。在这种行为模式下，所有市场主体都可能确信，这种决策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都会由政府背书，而不必由市场主体自身承担。

　　2008年末，一系列经济的救济组合政策出台时，曾有银行业人士纠结不已，以为银行要控制风险，但面对保增长的号令，也不可能视若无睹，更何况一旦实体经济崩塌，银行也必然不能幸免。在放与不放之间，权衡利弊却难以决断。不过这种纠结，随后即演化成天量信贷投放的义无反顾，此后，银监会开始不断地高喊“狼来了”，政府融资平台风险暴露于公众视野。

　　实际上，对于政府融资平台的资产资信状况，仅仅从相关财务报告和信用报告中，都可以发现破绽，以土地为腾挪工具的包装术，也并无出奇之处，但地方财政信贷化毫无障碍，大行其道，究其根由，是因为保增长本身，兼具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含义。

　　而被视为“嫡子”的国企，在历来的政策考量中，都被当做最有效的政策工具。面对危局，政策落实必然要出拳重、出手快，但往往在这些时候，民企思虑较多，如果这中间还包含了行政意志，民企对风险和回报的权衡就更复杂。而国企领导人本来就是政治体系的一分子，这时候很难置身事外。更何况这时候还要见效快，一般民企很难对关键领域产生重大影响。能够牵一发动全身的，往往是那些掌控关系国计民生行业，并“具有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大国企。

　　这种体系的有效性，仅仅从危机应对来说，似乎毫无疑问。但这种政府、银行和企业三位一体的危机应对体系，常常潜伏着绝大的风险。这种体系下，多发货币的冲动是难以遏制的。早几年，政府智囊中还有人鼓吹适度通胀有益于经济，与此不无关系。而且因为这种体系的半强制性的调度能力，一旦启动就很难控制。2003年到2008年，M2年均增长16.5%。2009年当年增长率达到27.7%，就是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