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港澳台日韩”这种“车间经济模式”是亚洲人的悲剧。香港、台湾和日本等亚洲经济体在全产业结构的创新能力上是远远不够的。但“新港澳台日韩”经济体规模都很小，从战略经济学眼光看，产业不全方位发展可能是对的，但对中国这样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大陆经济体，那就不行了。
　　
　　长三角、珠三角都是“车间发展模式”
　　
　　南方都市报：你似乎不大赞成中国有区域发展的“长三角模式”（包括“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珠三角模式”、“泛渤海模式”等的区分。
　　
　　曹和平：在近年的两会上，有很多提案讨论“两三角”的问题。大概在三年前，有学者型的两会代表提出，长三角模式比珠三角模式先进，泛渤海模式比长三角模式先进。大致的意思是长三角有58个县，珠三角是17个县，长三角的产业链更长，产业链和产业链之间的关联矩阵，长三角更丰富。珠三角主要是加工出口，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看，长三角要比珠三角好。如果从这个视角看，长三角缺的是重制造、重化工、加工制造、装备制造，泛渤海要比长三角还要厉害。
　　
　　这是一种地理区位上的区分，但在我看来，两三角和渤海地区经济的增长方式没有区别，都是“两头在外、中间加工、大进大出”的模式。我把它总结为改革开放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沿海“五省三市”（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北京、天津和上海）的模式。
　　
　　南方都市报：“大进大出”，能说具体一点吗？
　　
　　曹和平：举个简单的例子，苏州的一家鼠标厂生产了全球63%的鼠标，苏州不到200公里的半径内，去年生产了8000万台电脑，而去年全球生产的电脑是1.2亿台。这些产品长三角是消费不了的，而这些产品的原材料长三角也是不具备的，需要大量进口。“两头在外”指的是原材料和市场。长三角干什么呢？就是把进口的原材料，经过一道或数道工序加工，变成零件、毛坯件、半成品、组装品卖出，这是中国“五省三市”在过去发展最快的一种模式，也是一种典型的“车间”生产模式，这些地区产业存在的形态和格局具有同一性。
　　
　　南方都市报：“五省三市”是怎样形成这种“车间”生产模式的？
　　
　　曹和平：是“五省三市”的民众如此聪明，创造了使中国经济持续三十年增长，现在中西部普遍效仿的一种模式吗？不是的。这种模式，或者说这种增长方式的“老子”是新港澳台日韩这些经济体，它们的“车间”制造和装备制造在中国的沿海、近海和交通要道大规模被复制。为什么最先会在这些地区被复制？“两头在外、中间加工”的模式主要集中在“泛工业产业群”（从基础原材料到能源、重化工、压延、煅铸、重制造再到装备制造、加工制造、日用制造等）。
　　
　　 “泛工业产业群”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对成本、尤其是运输成本特别敏感。越洋运输的成本是近海运输成本的1/5，近海运输是沿海运输的1/5的成本，沿海运输是平原运输的1/3的成本，平原运输是山地运输的1/3成本。汽车修理厂老板李书福在浙江台州造汽车可以轰轰烈烈，云南红河集团在玉溪造汽车却“躲在深山人未知”。湖北的十堰是一个反面的印证，十堰是二汽的老家，但地处山区，制造成本居高不下，现在二汽不得不搬到武汉。所以，最先复制“新港澳台日韩”模式的一定是在中国沿海地区，鸟逐水草而栖，这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
　　
　　南方都市报：这个模式是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的？
　　
　　曹和平：对，是在1984年前后先从广东开始。当时是靠一些华侨引入这种“新港澳台日韩”模式。比如当时椰子糖很好吃，内地市场反响很好，香港就把造椰子糖的车间搬到东莞去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时，这种模式扩展到长三角。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又扩展到泛渤海地区，北京现在的望京就类似一个“韩国城”，三星、浦项、现代等都过来了。但这种模式不是中国人的创造。“新港澳台日韩”模式从哪里来的呢？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欧洲平原模式。
　　
　　 “新港澳台日韩”模式是对包括欧洲大陆岛屿与近海地区———英、德、法、意、卢、比、荷七个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复制。所以，中国的“五省三市”模式的“祖师爷”在欧洲大陆。在1900年前后，以能源和动力技术革命为标志的欧洲工业革命完成后，这种大工业的加工制造模式的传播是沿着两个方向，一个是沿着大西洋向西拓展到美国和加拿大，向东传播的更晚一些，在上世纪60年代蔓延到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地，也已拓展到中国的大门边了。
　　
　　瑞士发展模式值得借鉴
　　
　　南方都市报：那从全球区域经济的发展史来看，除了“欧洲大陆模式”，没有其他的发展途径了？
　　
　　曹和平：问得好！当时处在欧洲内陆和山区的国家，不在交通要道上，没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是如何发展经济的，比如说欧洲东北部的瑞士，它的人均GDP怎么变得那么高？瑞士地处欧洲内陆，无一公里的海岸线，不仅不在交通枢纽地区，而且多山。原来当欧洲大陆早年造“傻大黑粗”，晚年搞加工制造，搞批量车间生产的时候，瑞士制造钟表，搞精工制造，精工制造的技术进步路线成功规避了在大工业时代的运输成本劣势。一火车煤从亚尔萨斯运到法兰克福去炼钢，收益远不如从伯尔尼背一麻袋钟表到巴黎。瑞士人不仅仅是造手表，还造雀巢呢，用云南的咖啡和牛奶，贴上瑞士加盟章程的牌子，再卖给云南人，哪来多少运输成本。这种加盟的形式并不是“贴条”那么简单。
　　
　　北京平谷的桃特别出名，大而清脆，皮厚瓤甜，且有水果天然留香的口感，现在一到上市季节，到处都是平谷桃，真的吗？每到上市季节，平谷人也是背上标签，跑到沧州等周边产桃区。这也是一个加盟章程，但这仅仅处在一种自发的蒙昧阶段，雀巢可是有一整套标准完整的管理方法和程序。中国也有做这种模式的潜力，只不过瑞士人做得更完整、彻底，深化程度更高而已。瑞士人还搞什么，旅游；瑞士是全球酒店管理的圣地，瑞士山下也有很多煤，他们不去挖罢了；瑞士人还搞ABB，基本上所有的通用标准是瑞士人做的；瑞士人还搞金融，瑞士银行全球闻名，瑞士银行保管着世界3/4的私人长期储蓄，按一下按钮，从瑞士汇十万美金到北京和从纽约第五大街汇十万美金到北京成本是一样的；瑞士还搞医药，用蛋白质三维构造制药。所以瑞士是根据自己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有意识地和欧洲大陆平原模式区分，使它多少年来的人均GDP处于欧洲之巅。
　　
　　瑞士经验表明，一两个产业具有和本地资源匹配的技术进步路线还不足以称为一种模式，而是经济中的主导产业群和本土的经济资源所内涵的技术进步路线相耦合，形成一股强大的正加外部性，才可以和沿海岸线经济区的发展相匹敌。
　　
　　南方都市报：瑞士模式对当下中国一些地区和城市的发展有启示意义。
　　
　　曹和平：这是当然。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就是欧洲大陆模式的总结，然后扩展到美国，扩展到新港澳台日韩，而把瑞士模式给丢了，所以20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发展经济学有重大的观察事实缺陷。是否瑞士只是个案，其他的地方都很难学习呢？不是，美国很多城市是学习瑞士模式的好学生。
　　
　　当美国中西部10个州和休斯敦都在搞制造业的时候，旧金山在搞旅游。洛杉矶缺水比兰州厉害多了，但搞电影摄制，拍一上午片子消耗的水就是演职员的饮用水，若是引进造纸厂和漂洗厂会怎么样？洛杉矶于是派生出了好莱坞奥斯卡经济，又派生了旅游、主题餐馆、音像产品制造与租用等全国性总部经济。拉斯韦加斯把演绎和表演，会议和展览业扩展到了极致，奥兰多的那只“老鼠”（迪士尼），迈阿密、亚特兰大、华盛顿特区等，这些都是啊！换句话说，中国要想成为一个超级经济体，必须是瑞士模式和欧洲平原大陆模式的结合体。其实欧洲也没有那么蠢，巴黎的旅游，伦敦的金融不都是瑞士模式的一个超级放大器吗？德国的法兰克福和汉堡，也是在车间制造上加盟方式的放大器。
　　
　　但在中国过去的三十年间，过于把欧洲大陆模式理解为一种模式，而在增长方式上欠于思考，现在还存在一个认识误区是认为中西部地区学东南沿海，就是学了经济增长的全部。中国有很多城市适合学习瑞士模式，比如澳门对面的珠海，还有韶关、湛江，这些天生就是旅游地，再过来看长沙，长沙这几年很奇怪，出了超女、长沙出版集团、洗脚业，这都是它们自己摸索出来的，其实也是不自觉地在走“瑞士模式”。福建的泉州、三明、浙江的温州（温州很可惜，毁掉了）、台州、绍兴、杭州、《卧虎藏龙》拍摄地的德清，安徽大部分尤其像合肥，还有昆明、贵阳、成都、西安、洛阳、威海、烟台、承德、北京等，从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上都是可以学习瑞士的。如果这些地方的产业结构中瑞士模式成分比重大，就更占比较优势。北京把首钢搬出去，“退二进三”，也是在走瑞士模式，但并没有有意识的学习。
　　
　　这些地区和城市若再一味照搬“五省三市”模式，恐怕增加的不是收益而是成本，会毁掉自我，也可能酿成中国灾难。
　　
　　车间经济是亚洲人的悲剧
　　
　　南方都市报：现在再回过头来看这种“五省三市”模式，实际上是以成为一个全球大“车间”支撑了中国近30年的经济增长。
　　
　　曹和平：首先外资进入一般是先把产业链条的低端转移到中国的沿海，不会很快把研发、标准、会计、设计、流程管理、工艺管理等引入过来。其次，大工业时代“车间经济”的终端延伸出来三个相对的业态环节：第一个是物流采购，第二个是工业链系统管理，第三个是整合信息技术，微软、可口可乐等都是用这种技术在中国市场上营销的。产业链条每延伸一个环节，价值就成两三倍的上涨。物流采购、供应链管理、整合信息技术在现代经济的价值创造中占的比重是90%，而“车间”经济是在9%以下，所以当“车间经济”的比重过大时，中国经济在成长的同时，没有获得相应的定价能力。
　　
　　中国一件50元的衬衫，到美国能卖三四百元人民币，20元钱的鼠标到美国能卖20多美金，雪津啤酒6亿元卖的，再卖就58.8亿元了。去年中国生产了全球35%的物质产品，卖了多少钱呢？25万亿人民币，折合成当时的美元是3.2万亿美元，去年全球的GDP是52.8万亿美元，中国的GDP是世界的5.9%.在世界经济中，中国的物质生产份额和价值实现份额严重不对等，我把它叫做“大分流”现象，丰产不丰收。
　　
　　所以回头看“两三角”的三十年，成功吗？也成功。悲壮吗？也悲壮？这就像打了一场朝鲜战争。虽然赢了，但很惨烈。本月初到江苏太仓参加“苏南模式”的研讨会，苏州的一位副书记认识到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太仓的人均GDP1.3万美元，与德国的一些小城相当。但他到欧洲考察发现，德国小镇的人均收入（主要是工资）占了其人均GDP的70%，而太仓的人均收入比重还不到12%，这样的增长模式最终为谁？更值得反思。
　　
　　南方都市报：按照现代产业链条发展的顺序，是不是“车间经济”是我们需经过的一个阶段？接下来就会发展物流采购、供应链管理和整合信息技术？
　　
　　曹和平：从区位上来说，学习“新港澳台日韩”有一定的必然性，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仍没能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局限，仍在大规模复制，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接下来“五省三市”模式会不会就自动去发展物流采购、供应链管理和整合信息技术，并不一定。物流采购、供应链管理和整合信息技术的发展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是要有完整的车间，这中国已经有了。第二是需要银行、证券、期货、保险、产权、物权、信贷、融资等“泛金融产业群”和金融信息中介的支撑。这个系统是一个三角结构，缺一不可。如果中国“泛金融产业群”建立不起来，中国就不会迈向“定价经济”。所以中国如何建立“泛金融产业群”，才是沿海“五省三市”未来三十年成长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不能再仅仅把目标只盯着银行，盯着上证所和深证所，只盯着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那只是“泛金融产业群”的两个市场而已，而后者有几百个市场，中国要走的路还很长。
　　
　　南方都市报：在“欧洲大陆模式”的扩散过程中，“新港澳台日韩”当前摆脱了这种“车间经济模式”了吗？它们能否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
　　
　　曹和平：没有，这是亚洲人的悲剧。港澳人均GDP上来赚的是中国内地的钱，它们充当的是物流采购中的中间角色，是“二道贩子”，香港还是一个自由港。香港、台湾和日本等亚洲经济体在全产业结构的创新能力上是远远不够的。但新港澳台日韩经济体规模都很小。最大的是日本，只有3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那么大，它的产业结构不可能全方位的。从战略经济学眼光看，它做一个国家就相当于我们做一个城市，产业不全方位发展可能是对的，但对中国这样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大陆经济体，那就不行了。日本可以不成为全球的一个定价中心，因为它成为的可能性很小，除非与美国绑在一起。但中国有成为定价中心的可能，欧洲也是。
　　
　　不能盲目复制“两三角”模式
　　
　　南方都市报：这种“车间经济”模式存在很多问题，现在我们看到中西部的开放上，不少中西部省市都表态张开怀抱，欢迎东南沿海制造业的转移，仍想着盲目复制这种模式。
　　
　　曹和平：（笑）中西部这种冲动也不是没有道理，引进了一个工厂就能增加工业产值，但我们应该给中西部地区创造一种制度外部性，让这些地区和城市的决策者能够判断，究竟是走“瑞士模式”多一点好，还是走“欧洲平原大陆模式”。
　　
　　比如说山西，地下有中国最多的煤，和瑞士在欧洲的地理位置相近，也多山（虽然树少一些），但瑞士没有让法兰克福把山掏空，山西这三十年来是靠卖“傻大黑粗”发展，明清时代晋商在整个大陆发展票号与瑞士发展金融保险业的技术进步路线何其相像，山西不是没有可能变成一个温文尔雅的“银行家经济”，但现在却成了手指、牙齿乌黑的“煤黑子经济”。而当年遍布整个长江流域的徽商发展出来的物流采购和营销网络技术，与瑞士人提供的是品牌、信用和管理技术又是何等的相像。但安徽人早把自己的传统优势丢掉了，只能安心做保姆和外出打工。
　　
　　根据资源禀赋，有些地区天生就有发展制造业的条件，而有些地方有两维选择或者有混合选择，我们就要告诉它。这两年转变“增长方式”的讨论都停留在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