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今年试图将世界经济从银行和银行家们过分强势的掌控中解救出来的努力又是徒劳的。全球金融系统仍然扭曲并处于危险之中。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股东价值”日益成为公司治理的重点。管理层和董事会成员常常获得股权补偿，这不但使他们获得了权益，反过来又创造了一个使公司股票市场价值最大化的强大诱因。

　　然而以股东价值为名实施的经营活动通常只有利于那些自身财富与公司利润关系密切的人，而且很可能实际上会损害许多股东的利益。尽管管理层宣称他们在追求股东价值，但他们的所作所为通常只体现了自身——尤其是高层管理人员的利益，对那些持有绝大部分股份的股东并无好处。

　　这种矛盾在银行业尤为明显。2007年以前银行享受着高回报以及不断飙升的股价。然而之前银行在风险投资中的过度负债和损失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并导致了许多主要金融机构濒临或完全破产。

　　积累了大量未偿还债务的银行随之缩小贷款规模，而尽管各国政府及中央银行大肆出手干预，此次危机还是把全球经济拖下了水。结果自2008年以来，股民在银行上的投资损失惨重。这次危机——加上随之而来的长期经济低迷——也导致了那些进行多样化投资的股东们在其他投资项目上遭受损失。

　　此外，许多银行股东都直接或是间接地通过所在企业或是雇主受到了贷款中断的影响。有些人甚至因此失业。但与其他纳税人一起，他们还承担了救助银行的费用。

　　然而，尽管顶级银行家们所持的股份在2007年与2008年之间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却依然比其他大部分股东要好过得多。即使是破了产的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主管们也能获得数亿美元的补偿，而这些公司的股东们——虽然也跟着获得了一些分红——只得到了极为糟糕的报酬，更别说其他跟危机相关的损失了。

　　为了捍卫他们的利益，银行家们一直不断游说反对一些法规——这些法规要求他们较少依赖借款，转向依靠留存收益或者新股基金来资助贷款及投资。他们声称需要为股东带来更高的回报，暗示更严格的法规会损害股东利益。

　　但更安全、负债更少的银行才能更好地继续放贷而不至于陷入困境或寻求支持。这些银行因此也不大可能破坏全球金融系统稳定或损害大部分股东和公众的利益。

　　银行家们还宣称更高的资本要求会限制信贷及阻碍经济增长。但他们的论据是有缺陷且具有误导性的。比如，他们主要用股权收益来衡量盈利能力，却忽略了股本回报率与股东价值之间的区别。事实上如果一心追求高回报率的话，银行家们就会将股东们暴露在过度风险之下，却无法提供给他们足够的相应补偿。银行家们也故意忽略政府担保和津贴在导致借贷过于容易发放且如此吸引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与银行家们的主张相反，显著增加股本要求，从而保护金融系统的稳定才符合公众利益——这包括了大部分股东的利益。相比之下，如果只是维持现状或者监管不足的话，银行家们将会继续以他人的损失为代价牟取私利。

　　小股东无法轻易影响银行的决定，尤其是在与复杂风险相关的事情上。银行的董事会拥有最终控制权，然而没有法律规定它要考虑其决策行为可能对他人造成的更大范围影响。反而，他们狭隘的视角——通常与主管们的偏好相符并伤害到小股东——却主导了它们的决策。

　　即使从银行狭隘的立场出发，更高的股本要求所产生的成本也低于其他法规方案。而且这种要求还会降低强势银行被要求承担破产机构解决方案经费的可能性（当然，如果银行家们预计能成功阻止所有旨在减少过度冒险行为的法规，或者预料到能得到救援，这些考虑因素就不太相关了）。

　　照目前的情况，银行家们继续从其投资的有利一面中独享全部收益，同时却要债权人和纳税人——有时是与股东——共同分担投资的亏损。尽管在改善监管与执法上取得了一些进步，行业游说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成功拖延了用以保证全球金融稳定的必要改革。

　　据报道，摩根大通的总裁杰米·戴蒙（Jamie Dimon）告诉自己的女儿金融危机“每5到7年就会发生一次”。上个月，摩根银行支付了11亿美元的股息，使其吸收未来投资损失的能力遭到了削弱。如果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们不加强他们的改革力度，纳税人和股东——当然不是戴蒙这种大银行家——将依然是下一次危机的受害者。（作者系斯坦福商学院金融和经济学教授。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