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之后，中国为保持8%的GDP增速，推出了大规模的投资计划，致使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大幅上升。今年1-10月，仅地方融资平台发债规模已近6000亿元，超出去年全年1500多亿，这表明政府债务水平仍在快速上升。不管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如何转型，越来越依赖负债来获得增长似乎已成定局。

　　下一轮“城镇化”将大幅增加政府负债

　　目前人们普遍看好城镇化对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确，以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为主题的城镇化，一定可以拉动消费和投资，但前提是政府必须大量举债。例如，完善城市轨道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对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低收入群体补贴和失业救济等增加投入，都需要耗费大量的财政资金。就目前地方政府已经捉襟见肘的财力而言，显然不足以承担这部分巨额开支，唯有通过举债来支付。以城市的地铁等轨道交通为例，地方政府几乎都依赖银行贷款来获得支持，但今后地铁的运营收入一般连贷款利息都覆盖不了，更不要说归还本金了。

　　又如，目前提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标，如果要实现，则需要花费更多的财力。有人测算现在一个北京户口的市场价为50万，这意味着政府需要为一个北京户籍人士长期负担的财政支出贴现值为50万，假如北京市目前有外来农民工300万，若全部实现市民化，则意味着北京市政府今后累计要为此多支付1.5万亿。若按10年来分摊，则每年财政要多拿出1500亿，这就只有靠负债了。目前全国有1.6亿外来流动人口，若按每人10万的财政支出计算，这意味着即便今后农村人口不再流入城市，各地政府也必须累计将拿出16万亿来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目标。

　　从上述的案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如今的城镇化与过去30年的城镇化之间的区别：如今的城镇化以提高生活质量、缩小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收入差距为目的，是“烧钱”的城镇化；过去的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大量农村廉价劳动力涌入城市，在给企业创造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增加了政府收入，是“来钱”的城镇化；过去的城镇化让农民成为城市贫民，如今的城镇化是为了还“欠账”。因此，今后城镇化推进的力度，将更多地取决于各个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能力。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速的下滑，今后财政支出的增速将远大于财政收入的增速，这一缺口将需要规模越来越大的举债来填补。

　　有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企业债发行总额达5713.53亿元，同比增速达191.9%，发行主体以地方城投公司、地方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等为主。举债规模几乎翻倍增长，这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应对到期债务的偿还需求，另一方面则是为新增政府投资项目融资。今后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需要投入的资金将逐年增加，有关部门应该认真测算一下债务增长的速度和总规模了。

　　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拉美怪圈”

　　拉美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普遍实施“赤字财政─负债增长”战略，从而轻松地避开了当时的世界经济衰退，该地区在1973-1980年的经济增速达到5.5%，大大高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速。但也正是赤字财政导致了拉丁国家普遍陷入债务危机，使这一地区1981-1990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0%，人均年增长率为-1.0%，即步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被称之为失去的10年。

　　中国今后无疑也会实施赤字财政政策，这也是无奈之举。但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具有它们所不具备的特点或优势：一是中国今后的债务增长，类似于日本模式，即内债占绝对高的比重，且中国又是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故受外部冲击会比较小，发生危机的概率较低；二是中国过去30多年已经建立起比较好的工业基础，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出口额全球第一，这是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模式不能比拟的，后者在过去曾出现连年贸易逆差和巨额外债，最终引发金融危机；三是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质量远高于拉美，仅就国有企业的规模而言，政府所享受的“股东权益”就超过15万亿（2008年数据），这还不包括土地、矿产、森林等国有资源；四是中国人的勤奋度几乎是全球第一，这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至关重要，今后中国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空间依然存在，而拉美国家则在过去的产业转型中，出现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因此，即便中国今后步入“负债式增长”时代，也不必过于担忧。

　　投入产出比是选择发展模式的核心指标

　　中国究竟是搞中西部与东部均衡发展的战略，还是采取区域间不平衡发展的战略？要发展小城镇模式，还是要发展大城市化模式？究竟要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做强做大基础产业？有关这些争论一直存在，各有各的道理，但缺乏一个核心衡量标准。经济学从微观看，就是要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或个人效用最大化，从宏观看，就是要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全社会效益最大化。而全社会效益最大化的一个检验指标，就是看总投入与总产出之比。

　　如用投入产出比检验过去10多年来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这三大区域发展战略，会发现对这些地区的投入，其单位产出量远不如东部沿海地区，无论是为提供私人产品的投入还是公共产品的投入。例如，在西部某地修一条高速公路，其每公里的造价是东部的三倍，但车流量只有东部的三分之一，意味着这条高速的投资效益只有东部的九分之一。你可以列举很多理由来解释发展贫困地区的意义有多大，你也可以用西部地区目前经济的高增长来证明投资西部是正确的，但未来10年，你的投资回报率有多高呢？能否还得起银行贷款？你可以让中央财政为你的低效投资买单，但你能否留得住若干年后倒闭企业的失业工人？

　　在中国，规模不经济的投资活动比比皆是，且大部分都是由地方政府所主导的。一说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全国各地便一哄而上，新能源、信息产业、文化创意产业、金融中心都成为各地重点扶植和发展的产业，产业同构化现象非常普遍。再看看目前那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如钢铁、有色等原材料产业以及风电、光伏等所谓新兴产业，都与地方政府的扶持和参与密不可分。这应该引起人们深思：中国要实现经济转型，前提是要推动政府职能转型，区域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就是要“去行政化”，对官员的考核就应该“去GDP”。否则，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就无法根治。

　　当前中央政府为新型城镇化开出的药方是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体制改革，这无疑是非常到位的举措。但如前所述，这些举措都需要举债来实现，但这并不是难题，关键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有没有意愿和动力去做这些事情，如果不转变政府职能，恐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标的全面实现，又会遥遥无期。

　　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为例，由发改委牵头负责的方案起草工作，自2004年启动以来，已历时八年之久。期间官方曾多次给出方案出台的期限，却屡次延期，至今仍被推后。而在这八年中，中国贫富差距又扩大了多少倍？为何不少与GDP或税收相关的地方投资项目被纷纷提前，不少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都是争分夺秒去完成，为何很多与民生相关的公益性事业被一拖再拖？答案不言自明。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走上负债式增长之路是必然选择，但无需过度担忧。当然，如何提高投入产出比，是选择发展战略、模式和路径的核心考核指标。对国家而言，就是要实现规模经济；对企业而言，就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对服务民生而言，就是要让公共服务产品的效用最大化。而要实现这样一种经济转型，前提是政府职能也要转型。

　　（本文作者李迅雷是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委员、财经委委员，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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