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首轮演出就迭创国内话剧票房纪录的话剧《喜剧的忧伤》，在半个多月前刚刚结束今年的第二轮演出，仍是一票难求的局面。这部由人艺青年导演徐昂根据日本编剧三谷幸喜的作品《笑的大学》改编的作品，全剧讲的是一个剧团编剧和剧本审查官之间发生的喜剧故事。在中国版中，故事的时代背景则改成了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人艺对《笑的大学》进行本土化的改编后，定名为《喜剧的忧伤》，在剧中陈道明将饰演一个文化机构的审查官，与何冰饰演的编剧进行了一场延续多日的争论。该剧最大的看点在于整个结构为“对子戏”，也就是难度系数极高的双人话剧，事实上陈道明与何冰这两大演技派演员也的确在舞台上给观众奉献了一出精彩的对手戏。

　　我们不妨借用这个火爆的剧名，来隐喻一下当下的中国宏观经济。一方面，在形形色色的预测中，大部分研究者丝毫不怀疑不低于7%的GDP增速将得以在下一个经济周期中保持;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结构中的主要结构性制约因素尚未形成全面扭转之势，如垄断行业日益强大、高税负环境依然固我、人口红利快速消失等等。中国经济这场“喜剧的忧伤”，从全球角度看，更多的是中美两国的对手戏;从国内角度看，则是市场化和行政管制的对手戏。

　　临近岁末盘点这一年的宏观经济走势时，预期之外的“惊讶”并不多。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各大主要经济体都处于换届之际，经济政策出现大幅调整的可能性不大，另外一方面原因是，导致全球经济低迷的主要因素并未逆转，而外贸不稳、内需不振的中国经济所患上的“投资依赖症”自然也无法痊愈。这更像是一个罹患慢性沉疴的病人，始终无法下决心开刀手术，只好日复一日地采用“保守疗法”，因此病情也在“稳定压倒一切”中慢慢地加重。当然作为喜剧的欢乐部分，以高铁网络和“营改增”为代表的越来越低的经济流动成本，将支撑中国经济的下一轮中速增长周期。

　　表情一 紧锁的眉头

　　外贸降速，内需温火

　　日前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2012年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年会暨国际贸易发展论坛”上透露，尽管1至10月份中国外贸增长6.3%，出口增长7.8%，但进入11月份后，进出口相关数据又出现了明显负增长，说明中国外贸筑底企稳的基础仍不牢固，今年全年中国外贸增幅可能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幅。

　　据商务部预测，中国今年全年对外贸易增幅在6%左右。可以肯定的是将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这种情况是多年以来没有出现过的。

　　当然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商务部预测今年中国外贸占国际市场的份额有可能在去年10.4%的基础上继续增长。也就是说，失速的中国外贸仍然跑赢了更加羸弱的全球贸易的大盘。这主要基于两个判断：一是中国外贸增速明显快于主要贸易体的增速，二是中国外贸增速明显快于全球贸易。

　　商务部长陈德铭在刚刚落幕的《财经》(博客,微博)年会上表示，2013年国际贸易会略好于2012年，但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我们很关心的一些大国(指美国)”是否能安然渡过“财政悬崖”，以及欧盟预算案会否通过等。此外大宗商品价格走势、通胀是否抬头等也是影响2013年外贸走势的重要因素。

　　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明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仅为3.7%;世贸组织预测明年全球贸易的增长为4.5%，虽有增长但仍大幅低于危机前的水平。

　　从常识来看，连续三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的中国，其贸易基数经过加入WTO后的连年超高速增长已经达到4万亿美元左右的规模，本身就存在着从数量增长向质量增长的跃迁需求，如果能充分借助未来一到三年全球贸易的平台整理期，实现结构性的转型(产品附加值提升，扩大服务贸易出口等)，那么在这一波全球经济衰退周期过去之后，将迎来中国外贸高质量的较快速度增长。

　　与外贸增速高台跳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需。事实上，尽管国内很多评论都剑指内需不振，但从过去12个月的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速来看(见图1)，今年以来的内需增速一直围绕着14%的中位值上下小幅波动，保持着比较平稳的状态。这说明国内的内需增长并没有大的问题，而真正的问题在于对内需启动的过高期望明显脱离了现实。

　　这个现实就是国内居民收入和就业的状态难以支撑更高的内需增速。世界银行(下称“世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韩伟森曾在今年第二季度之初就明确点出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一是内需对增长贡献减小;二是外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继续为负。”

　　根据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披露的数字，今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55%，在7.7%的增长率中拉动了4.2个百分点;关于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是50.5%，拉动GDP增长3.9个百分点;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是-5.5%，下拉GDP 负增长0.4个百分点。这也是10年来，内需第二次超过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内需正在缓慢地转变为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尽管其对于拉动GDP增长的“短促突击”效应远不如投资，但恰恰是这种14%左右的温火，给中国经济的转型带来了极其宝贵的空间和信心。而从长远来看，国内居民收入的增长是内需升温的坚实保障。

　　随着“收入倍增”作为“十八大”报告的热门词汇迅速登场以来，国内各地都在筹划制定本地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这其中较为乐观的是，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倍增普遍在2015年前后即可完成，而东部省份则受制于经济形势的走向，或者需要更长的时间。

　　我们在此不妨回溯作为借鉴模板的50年前的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日本新上台的首相池田勇人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定下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在该计划下，池田内阁引入了最低工资制，扩展社会保障，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政府增加了公共投资，从上世纪60年代初平均每年增加25%左右。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同时降低利息、扶植公债和公司债市场。再者政府也制定新立法以增加农业从事者的收入，协助中小企业推进设备现代化与专业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力。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设计倍增计划涉及如何扩大收入时，日本政府考虑到了以下因素：一是在增加收入过程中缩小收入差距;二是更多增加中低收入阶层收入;三是培育工薪阶层、中产阶级，因为这不仅对扩大有效需求的效果显著，而且有利于社会稳定。

　　因此国民收入倍增的背后隐含着更为关键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这相当于再一次的划定利益边界，不仅是企业与员工之间，更重要的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边界。因此多地发改委也纷纷发声，期盼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尽快出台，以利于地方调整或制定收入倍增规划。“收入倍增是和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关系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不出来，倍增规划没法出。我们现在就在等着国家的政策。”山西省发改委就业与收入分配处栾速建处长日前对媒体公开表示。

　　表情二 僵冻的苦笑

　　股权融资已沦为羊肠小道

　　2000年3月亚信公司成功登录美国纳斯达克证券市场，成为首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In-ternet基础建设企业。亚信的成功也为当时苦于国内A股“所有制歧视”的民营资本趟出了一条面向海外资本市场进行股权融资的羊肠小道。经过10多年集腋成裘的专业知识体系(主要指法律与财务架构方面)、投资者关系乃至华尔街人脉的积累，这条羊肠小道早已经被开垦成康庄大道，并屡屡上演中国公司成为当年融资冠军的壮举。业内共识，美国资本市场是过去10年间国内互联网企业得以超高速发展的决定性原因之一。

　　然而继马云名噪一时的“云算计”导致VIE(协议控制)股权架构从监管者、投资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不宣之秘，被迫摆到了需要管理层“信用背书”的桌面上。结果可想而知，几乎一夜之间失去了合法性的VIE，使得整个中概股走上了漫漫熊途。而浑水和香橼以打击财务造假为主要手段的相继连环做空中概股，彻底动摇了中概股在美国资本市场的生存根基。

　　迟至今年9月25日，第一视频集团旗下的子公司——中国手游娱乐集团(NASDAQ：CMGE)登陆美国资本市场，才成为今年第一家在纳斯达克(微博)挂牌上市的中国公司。但令人尴尬的是，这只中国概念股在纳斯达克上的年度“首秀”并不成功。采取介绍上市的中国手游在挂牌首日股票成交为零单。据交易系统显示，买方和卖方位置上各有一单，卖方要价40美元/股，而买方报价仅3.9美元/股。

　　相比之下，号称“流血上市”的唯品会在今年3月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时的表现还算是“初冬”。同样也是打破了中概股长达半年多的赴美上市冰冻期的唯品会，上市首日只是遭到破发和股价持续下跌，还不至于惨淡到没有成交的地步。

　　从清科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来看，从2011年开始刮起的中概股退市风潮，已经使得美国资本市场形成了对中概股的“负融资”局面。两年前仍炙手可热的美国拟上市公司CFO的猎头生意，如今早已一落千丈，越来越多的投行正在忙着做中概股的私有化生意，而此前或许正是他们担任了这家公司的承销商。

　　与美国资本市场对中国公司大幅度关闸类似的是，国内A股市场在2012年下半年也由于股指的极度低迷，而陷入事实上的IPO通道关闭状态。

　　据统计，2009年证监会公布IPO新政并开闸新股发行后，当年6月桂林三金(002275,股吧)成为当月首只也是唯一一只完成申购的新股。此后新股发行逐渐加速，2010年5月达到最高的36家，即使今年7月仍有20家新股完成申购。随后新股发行申购也随着IPO审核的暂停而逐渐减少。今年10月份，仅有浙江世宝(002703,股吧)一只新股完成发行申购，且是在其实际募资规模大幅缩水逾九成的情况下。一时间新股发行制度再改革的声浪之热与IPO停发之冷相映成趣。

　　截至11月30日，目前正在排队等待IPO上市的企业已多达809家，其中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多达315家。随着年底的临近，补充今年财务数据的压力将越来越大，预计今年7.5%的GDP增速必然会大幅拖累一批排队上市企业，进而将其挤出这尴尬的队列之中，有研究机构甚至表示可能会有300家熬不过今年的财报年关从而被踢出这个一眼看不到挂牌希望的IPO通道。

　　与此相应的是，一直给人以“数钱数到手发酸”印象的VC/PE机构账面退出回报率持续下降。据统计，2011年国内A股市场VC/PE机构平均账面退出回报率为7.2倍，而2012年至今连续三个季度的回报率分别为3.68、3.55和2.73倍。而如果考虑到有些IPO的进程已经拉长到了五年乃至更长的周期，今年这样一个回报率并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水平。

　　短期来看，美国资本市场对中概股的整体关闭尚无太好的解决办法，而国内资本市场在IPO上所着力推进的第二轮综合改革相对还算值得期待。

　　日前有媒体披露所谓监管层下一步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六条思路。首先，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水平，逐步淡化对盈利能力的判断，将审核重点转移到信息披露质量、风险提示充分性上来;其次，研究进一步改善发行条件，健全新兴业态和商业模式企业信息披露制度和市场准入安排;再次，做好投资者风险教育和揭示，多管齐下抑制“打新”、“炒新”;第四，进一步提高发行审核透明度，优化和细化审核标准、流程和细则，加强社会监督;第五，进一步推动市场各类主体归位尽责，加大对各类失信和违法违规行为惩治力度;最后，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完善定价约束机制。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来看，很可能海外和国内两边的资本市场在一两年内都谈不上是股权融资(包括IPO和再融资)的好时机。相比之下，国内的CFO们倒是可以认真研究下目前尚未成主流的中小企业私募债。

　　2012年6月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单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成功发行。由东吴证券(601555,股吧)(7.68,0.20,2.67%)承销的苏州华东镀膜玻璃有限公司5000万元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当天上午发行完毕。该债券期限2年，利率为9.5%， 每年付息一次，由苏州国发中小企业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无论从融资速度还是融资成本来看，这单中小企业私募债的性价比远胜于创下A股15年融资额新低纪录的浙江世宝，后者费尽千辛万苦的IPO被意外缩减了93%的计划融资额，只拿到3870万元的募集资金。

　　表情三 明亮的眼神

　　高铁网络初成提升流动效率

　　当然，即将过去的2012年留给中国经济最有代表性的表情，也并不都是“忧伤”，毕竟主基调还是“喜剧”。

　　在连续的低温与暴雪中，中国第一条穿越高寒地区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大连客运专线12月1日通车运行。作为国家铁路网京哈客运专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哈大高速铁路，是中央2003年实施“东北振兴”战略以来单体投资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哈大高铁通车后将实现公交化运行，平均每半个小时就有一趟高速列车发出进站。

　　按照铁道部官方的表态，哈大高铁的开通运营，对推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东三省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哈大高铁通车后，初期沈大线每年可增加货运能力1150万吨，京哈线沈阳至哈尔滨区段每年可增加货运能力1000万吨，可大大缓解目前哈大铁路通道运输能力紧张的局面。

　　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卢松认为，哈尔滨、大庆的重化工业，长春的汽车工业，沈阳的装备制造业，大连的石化、造船和高新技术产业，鞍山的钢铁产业等均在哈大这条东北中轴线上。哈大高铁的贯通，对于推动整个东北的生产要素快速流动、产业整合、产业升级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有着重要作用。

　　如果再考虑上年底即将通车的京广高铁北京到郑州段，目前国内高铁通车里程将近1万公里，约占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高铁路网的一半以上，而且高铁“四纵”干线已全部贯通，可以称得上基本网络骨架已经初成。由此看来，“十八大”报告中将高速铁路与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一同并列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突破”并不为过。

　　作为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能量储备”阶段，2012年在高铁网络上奠定的基础很可能在未来的内需提振上扮演异乎寻常的重要角色。

　　从大的经济区域来看，京哈高铁纵贯东北三省，实现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与环渤海经济圈的“无缝对接”;京广高铁全线贯通后，环渤海经济圈与中原经济区、武汉都市圈、珠三角经济区将贯通;京沪高铁连接“环渤海”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区;沿海高铁大动脉基本成型，“长三角”牵手“珠三角”。甚至“四横”干线中最长的沪汉蓉高铁，除渝利段外，也已全线贯通，中国经济的活力将溯长江而上西进至“第四城”——成都。

　　从具体的城市来看，仅从北京出发通过高铁在5小时左右能到达的主要城市为53个，其中河北省4个城市以及天津市仅需30分钟即可到达。 这些城市主要集中于10个省份，分别是河北、山西、上海、安徽、山东、湖北、陕西、天津、江苏、河南。河北省占据10席，分别是廊坊、保定、沧州、石家庄、邢台、涿州、高碑店、邯郸、高邑、定州。山东省紧跟其后，上海、武汉、西安为主要提速城市，可实现一天内往返。

　　作为高铁运行的另一个模板德国而言，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德国铁路的联网混行，将国内130多个大小城市连为一体，使得这些城市经济要素的流动效率大为提升。

　　从宏观上，高铁网络的成型对于经济结构的布局而言，其带来的一个深刻变化就是形成了城市的价值重估体系。比如合肥至南京高铁开通后，运输时间缩短到1小时，南京的中央商场、新百、金鹰百货等商贸企业纷纷到合肥投资，安徽本土徽商则走出去拓展新市场。另一方面，对于北京这样的过度拥挤的、资源严重超负荷的超大型都市而言，30分钟即可到达的廊坊、涿州、高碑店、保定等河北四市和天津市，很可能会成为性价比极高的疏散目的地，比如高校、工厂、影视制作基地、财务共享中心等人力密集领域。

　　从微观上，高铁网络的成型对于经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而言，其带来的一个深刻变化就是形成了位置关系的价值重估体系。以中国的庞大地理版图来说，传统上几个小时火车到达的是同一个省的范畴，而如今同样3~5个小时的高铁车程已经足够穿越3~4个省的距离了。这无论对于旅游、购物、私人聚会等个人行为，还是对于会展、出差、跨城市办公和生活等商业行为来说，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高铁很可能在心理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的行政区划，以往从城市到省的地域认同，将会演变成从城市群到跨省经济区的利益认同。

　　表情四 心底的欢歌

　　"营改增"扩围标志减税周期正式开启

　　当然对于2012年的中国经济来说，最值得高兴的还是“营改增”的扩围和提速。

　　7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北京、天津、江苏等10省市从今年8月1日起陆续开始试点。

　　而之所以“营改增”的推开速度这么快，与上海的首战告捷是分不开的。

　　显然消除营业税重复征税的弊端是“营改增”的主要效果。根据不久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南京召开的“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披露的数据显示，上海1~10月减收225亿元，北京市两个月来减收25亿元。更难能可贵的是，上海的服务业整体实现了10%以上的快速增长，服务业利用外资增长20%以上。

　　正是因为如此良好的效果，唯恐上海等试点地区形成税收洼地的各地纷纷跟进。国家税务总局12月1日宣布，天津市、浙江省(含宁波市)、湖北省也正式启动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工作。同时“营改增”2013年将在多地试点的基础上选择部分行业全国试点，适时将邮电通信、铁路运输、建筑安装等行业纳入改革试点。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2013年要实施更大范围的结构性减税，能够锁定和获得共识的是营业税改增值税，其中“营改增”在全国推开，可以实现1000亿元~2000亿元的减税。此外更重要得的降低增值税税率，比如增值税税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可以减税2000亿元，这样如果标准增值税税率下降2个百分点，再加上相关的附加税收，总体可以降低5000亿元的税收。

　　如果按照上述计算口径，全国营业税改增值税实施到位后，如果再将增值税税率下降2个百分点，全国每年可以减税6000亿元的规模。尽管这在超过10万亿元财政收入中占比不过5%左右，但传导给中国企业，特别是服务业企业的效应远远超过这一数字。

　　事实上，“营改增”之于中国经济转型的意义远高于具体的减税数字。实施“营改增”并非营业税和增值税的简单税制转换，而是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是推进制造业升级、解决服务业发展滞后问题的重要措施。通过将营业税逐步改为增值税，打通了二三产业增值税抵扣链条，基本消除重复征税并对货物和服务统一征税，实现了公平税负，为加快服务业发展打造有利的经济制度环境。

　　《首席财务官》杂志曾在数年前就连篇累牍地倡导针对服务业要进行“就业重于税收”的定位，要对所有服务业(而非仅仅是现代服务业)都给与营业税的减免。其根本出发点在于，快速提升国内服务业在GDP中的比例。目前世界上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至少占60%，而我国2011年服务业所占GDP比重才43.11%。世界经验证明，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是实现向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驱动的集约式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重要因素。服务业的发展不仅能直接增加就业，还将加快城镇化进程。

　　目前有传闻说“营改增”有意在金融保险业推出试点，然而对于这个以庞大的人力成本(数以百万计的营销员队伍)为上游成本特征的典型服务业来说，允许将人工成本视为进项则是更具想象力的减税政策。事实上，如果将服务业的人力成本视为“营改增”后的进项(当然限于篇幅，我们在此无法讨论相关票据的设计和取得等技术细节)，那么服务业劳动关系的规范程度也能得到相应的提升，所谓的最低工资制、五险一金等问题也能得到更好的落实。从这个角度上说，相当一部分服务业并不具备“营改增”后取得足够多进项抵扣的可能，因此在税率的设计上，应该有更大胆的下浮空间。

　　不过仅就目前的态势而言，“营改增”带给中国经济最可喜的预期变化就是，直接开启了减税周期。目前国内的税制，大多数还是在财政收入极其拮据的20多年前，甚至更早打下的框架，在如今财政收入增速长期超过GDP和国民收入增速的基础上，原有的收税假设早已经不成立了，因此在“营改增”赢得民间广泛好评的基础上，管理层进一步清理不合理税制，大幅降低税率(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必将能推动下一个中国经济中速增长周期中实现国民收入倍增下的个人、企业和政府的多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