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在纽约和金融圈的一些朋友聊天时谈到，如果一个社会越来越多的精英分子都投身金融行业，利弊到底如何？众说纷纭，没有结论。

　　近读国际清算银行去年的年报，其中一个“专栏”指出，一般认为，GDP增长率的提高与金融部门的规模扩大是联系在一起的，金融部门规模扩大了，那些融资困难的部门可以从中受益。但实际的经验却表明，由于信贷和资产价格的迅速增加可能推高金融部门的利润率，会导致资源从别的行业转移出去，反而会使和金融业一样严重依赖高技能劳动者的行业（如制造业和研发投入高的行业）受到不利影响。

　　国际清算银行今年1月的另一份报告指出，当众多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数学家都转向金融业，会出现一个巨大的智力错配问题（misallocation of brains）。研究表明，“研发密集型”的产业，在金融发展迅速的国家，比起金融不太发达的国家，其增长速度要慢1.9到2.9个百分点。

　　一段颇有警示意义的故事发生在美国。1993年，美国国会终止了对“历史上最大的科学研究项目”——超导超级对撞机（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简称SSC）的投入。该项目1992年在得克萨斯州建成并投入使用，耗资已数十亿美元，不仅是美国高能物理领域对未来的最重要投资，技术溢出效应也十分明显，对多个相关行业具有带动作用。但审计总署的审计称，项目超支，进展滞后，加上科学家和工程师强调的好处不被多数议员认同，只好下马。

　　梦想破碎的科学家们，开始被利益所驱动，纷纷转入华尔街成为金融工程师，把数学和物理的专长转而用在建立量化投资模型和设计复杂衍生品上，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场危机带来的损失上万亿美元计，几百倍于1993年终止的SSC项目。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手段。劳动力是一个市场，智力资源的配置当然受市场影响。问题是，市场配置的结果，是不是都是一个国家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最优解？是不是都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解？在纽约那次争论中，我们找不到答案。如果没有市场选择这个锚，谁能告诉我们答案？但如果市场的矫正，必须要以支付巨大的代价和社会福利的普遍损失作为前提，为什么我们不做些提示和预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