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原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资料图)

　　【中国企业家网】 （编者按）近日，世界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首届“金融街论坛”发表演讲，认为，当前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是由金融、交通、通信等行业垄断造成的，今后改变这种局面，就要在打破垄断上下功夫。

　　林毅夫认为，这种金融垄断，实际上还造成了“穷人补贴富人”的倒挂现象。“由于我们的金融高度集中在大银行跟股票市场，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得到金融服务的时候，实际上是得到补贴的，谁补贴他们？是把钱放到金融体系里面，但是得不到金融服务的那些相对比较穷的居民或者是中小企业，或者是农户。当然收入分配随着快速的经济发展会越来越恶化。”

　　林毅夫之所以推导出“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跟“垄断”存在密切关系，仍然是基于他一直倡导的“比较优势理论”。

　　“在目前的发展阶段，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我们还是劳动力相对多、相对便宜。我们的比较优势是在于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包括农业、制造业、服务业。如果说按照这样来发展的话，就能够创造非常多的就业机会，资本积累得就要非常快。资本就会从相对稀缺逐渐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就会从相对丰富逐渐变成相对短缺。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工资增长就会非常快，资本报酬就会逐渐下滑。”

　　以下为观点原文：

　　林毅夫：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首先我要恭喜金融街创立20年以来，把中国从一个金融小国变成金融大国做出了贡献，我也很高兴有机会在这次金融街论坛上做报告，我今天想谈的是金融结构改革跟我国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9年开始，到现在取得了连续32年平均每年9.9%的增长。这可以说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另外一些人摆脱了贫困，对世界减贫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成绩面前，我们社会上还有不少不满的情绪和悲观的情绪，而这种不满的情绪、悲观的情绪跟收入分配不断恶化有相当大的关系。最近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改善收入分配，希望能够通过两个比重的调整，也就是要在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当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当中的比重，并且以达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重视效率和公平，在再分配当中更加重视公平作为一个目标。这个目标非常好，关键是怎么样才能够达到？

　　过去我们经常提出的目标是在初次分配当中重视效率，在再次分配当中重视公平，但是在那个指导之下，我们实际上是经济发展非常快，可是收入分配确实不断恶化。在2003年，当国内开始准备“十一五”规划的时候，我曾经在不少场合提出，应该是在初次分配当中重视公平跟效率的统一。怎么样能够在初次分配当中同时达到公平跟效率的统一呢？当时我提出的建议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就能够同时达到效率跟公平。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的产业采用我们技术的话，当然我们的经济会是最有竞争力的，这是效率。

　　同时我们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我们还是劳动力相对多、相对便宜。我们的比较优势是在于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包括农业、制造业、服务业，或者是制造业当中资本比较密集、产业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区段，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如果说按照这样来发展的话，就能够创造非常多的就业机会，让有劳动力的人都能够充分就业。而且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如果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话，那么很有竞争力，资本积累得就要非常快。资本就会从相对稀缺逐渐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就会从相对丰富逐渐变成相对短缺。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工资增长就会非常快，资本报酬就会逐渐下滑。

　　我们知道，低收入者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他的工资收入，而高收入者，比较有钱的人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是资本所得。如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创造很多就业机会，那么那些低收入者，主要靠劳动力收入的这些低收入阶层能够充分就业，并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工资增长得非常快，那在初次分配当中，他的比重就会增加得非常迅速。而资本的回报在初次分配当中比重就会下降，这就是十八大所提出的，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就能够达到效率和公平。我很高兴，这次十八大报告当中把这个思想提进去了。而且实际上，在东亚的经济发展当中，从日本跟亚洲的四条小龙，他们在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确实是公平跟效率同时达到了。而他们能够同时达到公平跟效率，就是我前面讲的，他们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主要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积累了资本以后再逐渐的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效率和公平是统一的。

　　从这个思想来看，可能有人会觉得改革开放以后不就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发展得非常快非常好吗？怎么我们的收入分配并不是像东亚经济那样在快速发展过程当中逐渐改善？而我们是逐渐恶化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是一个转型经济，而在转型过程当中，我们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所讲的“休克疗法”，把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所有扭曲一致性的消除掉。然而如果那样做，经济必然会崩溃，经济发展会很不好。我们采取的是一个双轨制的改革，在改革开始的时候，由于在计划经济时代有很多大型的绝大多数的国有企业，他们所在的部门是资本非常密集的，这不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它是没有制胜能力的。在双轨制的改革之下，我们就继续保留一些必要的保护跟补贴，让这些企业能够生存，达到经济的稳定。同时双轨制的另外一轨是放开原来受到抑制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符合我们比较优势产业的进入，包括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另外一轨因为符合我们的比较优势，所以就非常有竞争力和生命力，发展得非常快。这是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没有像苏联东欧那样的崩溃、停滞，而是稳定和快速发展最主要的原因。

　　可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在我们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收入分配的不断恶化就是它的后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了保护原来的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没有自身能力的这些大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我们保留了一些扭曲。那么这些扭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结构高度集中，以大银行和股票市场为主；二是资源的税费非常低，基本上等于免费的送给资源开发的企业；三是在某些服务业上面保留着垄断。这三方面的措施是让我们原来的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这些资本很密集的，当中很多是国有企业的企业能够生存，能够不崩溃，达到目的。但是我们以金融为例，由于我们的金融高度集中在大银行跟股票市场，而且实际上我们是有金融抑制的，他们的资本的价格比我们这个发展阶段低。在这种状况下，能够提供金融服务的，只要是大企业都是富人拥有的企业。他们得到金融服务的时候，实际上是得到补贴的，谁补贴他们？是把钱放到金融体系里面，但是得不到金融服务的那些相对比较穷的居民或者是中小企业，或者是农户。如果你让比较穷的，不管是个人、经理人或者是企业来补贴比较富的人，或者是比较大的企业的发展，当然收入分配随着快速的经济发展会越来越恶化。而且这种金融抑制过度集中，不仅影响到资金回报往大企业集中，因为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农户跟制造业和服务业当中中小型的企业得不到金融的支持，他们的发展是得到抑制的。而他们是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他们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他们的发展得到抑制代表了什么呢？劳动需求也是受到抑制的。因此，工资收入的增长比我们实际经济增长应有的速度是低的。这是对于低收入，以及劳动所得在我们当中比重不断下降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同样的，对于资源价格的税费基本上是非常低的状况之下，也是把国家财富转移到少数能拿到资源开发权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当中。另外对于那些金融、交通、通信这些服务业的垄断也必然创造了垄断意义。我想这是我们快速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最主要原因。

　　从这样的理解，十八大提出要调整两个比重。也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劳动收入在整个初次分配当中的比重会提高，居民的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当中要提高。如果达到这个目标的话，那么应该深化改革，把现在的扭曲取消掉。如果把现在的扭曲取消掉的话，就会实现我前面所讲的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公平跟效率同时达到。我觉得不仅是应该，而且我们现在也有条件。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所以要有双轨制，要给原来的资本密集的大型的产业给予必要的保护补贴，是因为当时我们还是一个非常低收入的国家。比如说1979年的时候，我们人均收入只有180美元，连非洲国家平均的1/3都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当然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在这当中的企业是没有生存能力的，是活不了的。

　　现在经过32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的人民收入去年是5400美元，今年应该可以达到6000美元，我们已经是一个上中等收入国家。也就是说，原来一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在这些不符合比较优势当中，没有自身能力的企业，现在它所在的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它是有自身能力的。比如说汽车产业，过去是需要补贴才能生存，现在我们的汽车产业，像民营的吉利、奇瑞都可以在国际上竞争了，这代表它是有比较优势，是有自身能力的。我们的装备行业，现在实际上最大的出口很有竞争力，代表它是比较符合比较优势的。所以双轨制当中的保护补贴，应该是走完了它的历史使命了。

　　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改？我想怎么改的话，对于金融方面最重要的有两点。应该改变金融抑制，也就是说，利率应该自由化，利率应该按照资金的公平和需求来决定，这样让他们可以得到应有的回报。同样重要的是金融结构必须改革，我们现在高度集中的，以大银行为主的，以股票市场为主的这种金融现在就只能给大企业，资本密集型的大项目提供服务。可是即使我们现在达到6千美元的收入阶段，实际上跟发达国家5万多美元的收入比，我们还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我们的比较优势还是在于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农业、制造业、服务业，那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我们的60%-70%以上的生产活动，主要是在那些行业的资本需求相对少，给这样的农户、制造业和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是地区性的中小金融机构。

　　所以在金融改革当中，除了金融自由化之外，我们应该做的另外一点就是去发展跟我们这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能够给我们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服务的，以地区性、中小金融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当然，我在这里强调地区性的中小金融机构不仅仅限于中小银行。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大银行，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股票市场。因为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必然有一些大企业、大项目需要大银行服务。当然，大银行跟股票市场的继续发展、继续深化改革是必要的，而且如果说金融结构能够合理，收入分配能够改善，我们经济能够发展得更好，这样对大银行，对股票市场服务的需求也是会更多的。

　　我总结一下，十八大提出了很多目标，这些目标比如说从2010年到2020年，我们的人均收入要翻一番。在这个过程当中收入分配要改善，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达到的。比如说我们的国民生产要翻一番，算起来每年平均的增长速度是7.2%。城乡居民收入也要翻一番，我们人口增长每年大概是0.4%左右，也就是说每年的经济增长应该达到7.6%。对这样一个目标我觉得是完成有可能实现的，因为我在各种场合都谈到，中国还有维持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这个潜力是有的。当然如果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我们必须维持社会稳定。这个社会稳定要求我们改善收入分配，要求我们消除贪污腐败的现象，也要求我们能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有效率。我前面谈到，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企业有自身能力，不需要国家保护补贴。这样的发展方式和手入分配是随着经济发展可以改善的，而且没有补贴，就没有行政创造的资金，寻租的行为、腐败的行为就能够得到抑制。

　　我想我们今天在金融街论坛上面的讨论，对实现十八大提出的目标非常重要。应该深化我们的金融改革，让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市场环境，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这样的话，我相信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可以实现的目标，谢谢！

　　（实录摘自新浪财经，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