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欧债危机在希腊率先爆发，至今已绵延三年，欧洲经济遭重创，推进结构改革异常艰难且收效甚微。欧洲稳定机制（ESM）和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相继创建，彰显欧盟捍卫欧元的决心，但投资者对未来仍充满疑虑。

　　南欧重债国结构性改革步履蹒跚，严重拖累欧元区经济。欧元区失业率持续走高，目前徘徊于11%的历史高位；制造业低迷不振，德国在内的核心国家，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大幅下滑至几年内的低点。诸多数据明示，欧洲经济仍处于危险境地。在欧洲制度改革过程中，政治家围绕诸多问题艰难博弈，至今仍难得出结果。北欧国家是否就通胀、财政转移等更多地容忍南欧国家？如何规避道德风险，提高政治博弈的效率？泛欧洲的监管以何种模式更为适用？欧元区最终命运又将如何，希腊、西班牙等问题国家能否避免退出欧元区的厄运？

　　危机之下，欧元区的问题很多，答案却非惟一。不过，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财新记者：欧债危机发展至今，欧盟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效果却并不明显，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约翰·哈斯勒：欧债危机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危机，实际上是几个层次危机的结合。首先是收支的危机，欧元的引入导致利率趋同，南欧国家的工资和价格已远超过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大幅上涨，经常账户赤字愈发严重，外债增加，南欧国家的财政便依赖央行印钞维持。

　　此后，危机开始在财政方面显现，银行业也因监管原因日益糟糕且出现风险。而最重要的是，在这一系列风险升级的过程中，没有一个很好的政治平台让政治家去讨论泛欧洲的问题，或者即使有讨论，也很难让讨论结果变成现实。欧债危机的解决，很大程度上要落在规则上。如果仅看债务总量，西班牙并不是很高。但西班牙让大家担心，更多是对其不遵守规则的担忧。西班牙是否有偿债能力，以及如何解决财政危机，仅制定众多严格的规则和惩罚机制是没什么效果的，只有真正去执行才行。但要执行，可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监管和执行机构，银行业集中监管可以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财新记者：为应对欧债危机，各方提出了很多解决方案。你认为未来拯救欧洲的方向在哪里？

　　约翰·哈斯勒：在货币联盟中，财政政策一般有两种选择。一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和集中管理，可以确保不会过度的负债和赤字；二是各个地区各自为政，如果遇到问题，需要自己解决。

　　美国财政机制比较有效，因为在较早的时候，美国政府对地方政府就有规定，要求地方政府有资产负债表，而且必须对其支出和账目负责。但在欧洲，欧盟很难有共同的财政政策控制所有的国家。但银行都明白，如果出了问题，一定会得到救助，欧盟不会坐视不管。

　　欧债危机不是一两天形成的。

　　实际上，各国财政违规屡见不鲜，但最终，这些国家都没有受到惩罚。而且欧盟现在也没有一个机制，能制定普遍的法律并在所有欧盟国家执行。欧盟各国政治家对欧债危机的解释，也很难被南欧和北欧的人同时理解，更别说达成政治共识了。

　　财政联盟并不被普遍欢迎，而且宽松的财政联盟又没什么效率。因此，银行业集中监管的效果可能更好，因为在政治上更容易被接受。未来，各国可能还会保持财政独立性，而不是将全部财政权力上交给欧盟。当然，银行业联盟会出现，但开始可能仅体现在文件上，距离真正形成还需要很长时间。

　　银行业的监管是欧洲面临的最大挑战，欧洲银行业的监管不仅分散，而且不严格。目前的监管体系鼓励银行承担风险，但没有考虑由此产生的巨大潜在风险成本。我们以前看到，美国加州财政危机既不会导致银行危机，也不会造成硅谷找不到融资。但欧洲的情况则不一样，破产成本在欧洲非常高，所以才会造成很多银行一出问题，政府就出手去救助。未来，银行业联盟应该慎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财新记者：很多南欧国家的改革行动非常缓慢，市场似乎正在失去信心。希腊、西班牙这类国家，未来是否会被迫退出欧元区？欧元区解体的风险有多大？

　　约翰·哈斯勒：欧元区完全解体或者德国退出都是小概率事件，毕竟德国人付出并且愿意继续付出来让欧元活下去。当然，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概率超过50%，但西班牙仍会留在欧元区内。西班牙确实也不断有新的问题出来，但要看到，西班牙还有能力进行调整，这个和希腊是有区别的。

　　希腊的债务负担太大了，结构性的改革根本没有办法彻底解决问题。即使存在这样的解决方案，规模也会非常巨大，时间也会非常长，欧盟内部很难达成一致。而且，即使希腊退出欧元区，也不会像雷曼兄弟公司倒闭那样，引发系统性的风险。毕竟，希腊不是雷曼。

　　对西班牙而言，最大的问题是他们要有意愿去做些什么，然后在欧盟的帮助下去说服市场，让国债收益率下降，减少债务负担。西班牙人现在留在欧元区的意愿非常强，如果西班牙领导人决定退出欧元区，这不会受到选民欢迎。

　　对西班牙来说，改革的长期目标是结构性的。短期目标则是如何让建筑业的就业和资本向其他行业转移，在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后，这种调整是十分必要的。另外，如何让出口商品变得更具竞争力也非常重要，在固定汇率的情况下，这对西班牙政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财新记者：市场对巴塞尔协定Ⅲ充满疑虑，认为在当前的情况下，更高的资本金要求不切实际，会造成信贷萎缩。你如何看待这样的担忧？

　　约翰·哈斯勒：的确，巴塞尔协定Ⅲ的推广，在现实中确实有很多阻碍。但必须要意识到，银行可能会夸大负面影响。很多银行行长夸大其词地说，如果有巴塞尔协定Ⅲ，银行就没有办法生存了。我和很多国家的财政部长交流时，他们也不情愿接受巴塞尔协定Ⅲ，这个需要更多的沟通。如果有一个银行业联盟，可能会让这个问题变得简单些，会比各国政府自己干要好些。

　　财新记者：在这次欧债危机中，瑞典经济所受影响要小于其他国家，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约翰·哈斯勒：瑞典因为欧债危机也受到一些影响，比如制造业的订单下降比较明显。但是，瑞典之前进行的改革避免了经济风险的扩散。以前，瑞典和西班牙的情况也很相似，房地产市场泡沫同样十分严重，但随后人们意识到，这个经济系统是不稳定的，税收体制和企业的效率也都不高。但作为一个小型的开放经济体，瑞典知道不能依赖其他国家，必须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

　　瑞典之后建立了一个很完善的财政框架和税收机制，不仅对政府预算管理十分严格，对银行监管也很严格。现在，欧债危机蔓延，但市场相信，瑞典本身的经济和竞争力没有什么问题，瑞典国民也有这种信心。如果是短期的经济冲击，企业主并不会解雇员工，居民也不会停止买房买车，一个好的体制实际上抑制了负面情绪的自我实现。

　　当然，如果后来证明，欧债危机会延续很长时间，对经济造成非常巨大的冲击，比如整个欧元区国家经济在明年仍旧非常低迷，那瑞典也同样会受到影响。毕竟瑞典还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很大部分动力来自外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