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非常重要。”这不仅是美国现任总统布什送给继任者奥巴马的一句简单忠告，也是中美“这一对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得以巩固发展的奥秘所在。

    历经3年，无论世界经济面临怎样的危机，无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如何抬头，无论核心人物是否发生更替，对话始终是中美之间开诚布公地解决双边经济问题的最佳模式。

     12月5日在北京闭幕的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除了取得40项成果，中国的主动权比以往届都更大。

    议题上的“攻防”发生转变

     作为仅剩7周便要“告老还乡”的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此次仍然带来了他从SED建立伊始就为之奋斗的目标——人民币汇率问题。但是曾经一直伴随着他的“保尔森效应”不仅没有如期而至，甚至发生了逆转。在中美第五次战略经济对话举行前的一周内，人民币兑美元现汇交易价格居然出现了连续4个交易日触及“跌停”的局面。同时，作为美国国债第一持有国中国的领队，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SED的开幕式致辞中就坦率地表达了希望美方确保中国在美资产和投资安全的愿望。“在经过前四轮的摩擦、接触、试探、对话之后，中美双方的了解已经加深，因而中方在此次对话伊始便开门见山地抛出了双方长久关注的话题。中美在议题上的‘攻防’已经发生转变，中方变得更为积极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张国庆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而通过对话前的人民币跌停，中方希望美方可以做出选择：是继续维持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从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还是让中国继续保持人民币升值？”也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此轮的人民币贬值除了是中国政府由于国内经济下滑所做出的无奈选择外，在某种考量上也是为了给美国新政府上台“打造一份礼物”，在奥巴马所关注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留出操作空间。

    在核心议题——双边贸易上，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更是率先表明立场，提出了中方的“四大关注”，即纺织品自由贸易、扩大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共同反对泛用滥用贸易保护等。中美双方的进出口银行也达成协议，同意为贸易提供200亿美元的融资资金。

    此轮SED在能源环境方面达成的5项合作成果，成了美国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最多、感觉最为满意的话题。

    对于自己的“谢幕”之作有如此良好的结局，保尔森在对话闭幕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也表现出了难得的轻松。在被要求总结5次SED成果时，保尔森做了极其简单的回答，那就是“有目共睹”。

    在美方代表保尔森“富有成效”和中方代表王岐山“坦诚务实”的表态中，“长久的中美经济伙伴关系基石”似乎已经被“奠定”。

    对话机制将被“过渡”

    对于“奠定了长久中美经济伙伴基石”的功臣——SED，奥巴马政府将会如何“处置”，成了此次对话之外的“潜在议题”。

    虽然在此次来华的美国高官阵容中并没有出现奥巴马团队的代表，但美国农业部部长谢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财政部、商务部、农业部都将此次对话的所有议题及其进展情况通报给了奥巴马的政府过渡小组。包括美国现任总统布什、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在内的多名政府高官也都表示，曾向奥巴马团队强调过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重要性。保尔森的特使艾伦·霍尔默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中美之间通过战略经济对话达成的协议大多数都是长期的框架协议，这些协议需要不断的对话给予补充，美国政府不会做出半途而废的事情。对于新政府，“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就像已经搭好在中美政府之间的一座桥梁，没有放弃如此一条良性通道的理由。”与美国现政府鲜明态度相反的是，奥巴马团队对此问题仍然表现出了上台以来在中美关系上的一贯暧昧立场。其团队的多位成员都拒绝对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未来予以表态。

    张国庆认为，奥巴马在获胜以来对于布什政府此前的所有政策采取的都是一种“扬弃”的态度，中美关系作为布什政府留下来的最为可圈可点的外交政策之一，奥巴马一定会有更好的继承。此时奥巴马的暧昧更多的是出于不愿张扬的考量。奥巴马此前曾经表态称：“美国和中国有必要在经济和安全、全球性政治课题领域继续深化高层对话机制。”这一表态更为SED的进一步升级埋下伏笔。

     12月5日，在SED闭幕之际，美国参议院中美关系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麦克斯·鲍克斯再次发表声明，呼吁奥巴马政府继续并增进与中国进行高级别的接触。“这五次战略经济对话经历了重大的进口安全危机，目前又面临着历史性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促请新当选总统奥巴马继续同中国保持高级别的对话，并设法让两国的讨论更富有成效。一次更好的对话将是：能够在瞄准长期目标的同时，也扫清目前伤害我们出口商的不利因素。一次更好的对话将是：能够解决农业贸易问题，比如中国的牛肉进口禁令。”鲍克斯说，“眼下，当我们的世界变得不可预测之时，与中国高级别的接触必须保持不变。”

    保尔森在完成最后一次SED使命后，对于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给出客观的评价。他说：“我们的确无法在每次对话中(从中国)得到我们所希望的那么多，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如果没有对话，我们得到的也要远远比现在少。”他的这种评价无疑成了这一机制应该存在下去的最好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