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制造巨无霸的内迁，并没有解决超级大工厂的种种死结，却暗示了冲突与控制的集中管理模式的难以为继——本刊记者深入河南郑州的实地调查报告

　　自2010年频发的跳楼自杀事件之后，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做出了一个符合逻辑的决定：把原来集中于深圳的产能逐渐转移到中国内地。许多地方政府张开双臂欢迎这个制造巨无霸的到来，不过，随之而来的是，超级大工厂的种种弊端和内外部冲突也“内迁”了。

　　从郑州新郑机场驱车前往市内，穿过雄伟的书写着“中州第一门”的机场高速收费站，往北走约2公里，一个占地面积达10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富士康深圳龙华园的富士康郑州产业园已拔地而起。两年前这里还是大片枣园，路两旁时至今日还散布着很多红枣专卖店，中国第一家枣业上市公司——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种植基地仍坐落于此。红枣曾是新郑这个黄帝故里最大的名片，但如今，风头已被富士康盖过。

　　这是富士康于2008年7月落子河南、同时投建的三座工厂之一，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座。在今年3月份迎接苹果CEO蒂姆·库克考察时，这里已经拥有至少12万工人，位于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中牟县的另外两座工厂则共有员工约6万人。

　　往年此时忙于秋收的农民如今已围绕这家突然降临的超大型企业做起各种生意，十几万工人及更多嗅着商机而来的人大量涌入，正催生出一座非常态的新型城市。富士康的厂区仍然在边开工边建设之中，附近的多家楼盘和商业广场也正在兴建，三轮车、面包车、公交车和富士康大巴穿梭其中，在工人的上下班时刻，不时造成道路拥堵。

　　2009年和2010年，富士康在深圳的龙华科技园里爆发一连串员工自杀事件后，该公司加快了这种转移。这些自杀事件暴露出了大型工业园区存在的一些问题，这些园区往往拥有数十万背井离乡的年轻员工。郭台铭希望在这些新建的工厂里，通过提高员工福利、丰富员工娱乐生活等来减轻工人的压力，从而减少跳楼等事故的发生。

　　但是，据劳工组织“中国劳工观察”在10月6日发布的消息称，富士康郑州工厂部分工人因加班及质量控制标准过于严苛，导致约3000~4000名员工“罢工”。富士康集团随后发表声明，并不存在所谓“4000名员工罢工”事件，只是因不同部门间员工的沟通不畅，导致质量部门约有200余名质检员采取故意旷工的方式消极怠工。

　　更早前的9月23日，富士康太原工厂一名员工与一名警卫的争执升级为一场骚乱。在这起事件中，约40人受伤，多家商店被抢，汽车被掀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富士康在烟台的工厂被调查确认雇佣了很多不满16周岁的童工。

　　“富士康这种把在中国沿海地区不可持续的工厂复制到内陆省份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因为它还是在沿用相同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张车伟说，继续仰仗大批非常年轻的劳动力是有风险的，“短期来看，富士康可能仍会如此生存下去，但最终，他们必须意识到劳动力队伍出现的重大结构性变化。”

　　问题还是老问题：劳动力的代际转移正在发生，吃苦耐劳的第一代工人正被他们的子女、对工作待遇有更高要求的下一代所替代。这促使中国的工资水平大幅上涨，员工福利显著提高。他们是希望拥有更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的新一代员工。富士康高管胡国辉表示，工人工资成本并非富士康的一项主要成本，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年轻工人是否愿意继续做这种并不好做的制造业工作。

　　郭台铭在2010年反思之后也推出了多项措施，比如提高最低工资待遇，以及安装和加固更多安全防护网。此外，他还声称将更多的生产线实现工业自动化——计划在三年内将富士康生产线上的机器人规模从现有的1万台扩大到100万台，中国大陆地区首批全自动化工厂有望在5到10年内投入运营。

　　但这可能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超级工厂模式的种种死结。就本质而言，这是以往那种讲究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生活方式，正在遭遇步入市场经济的中国那些觉醒后的工人们的反抗。依靠严密控制，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的手段已经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对郭台铭和富士康而言，未来，他还会在外界的放大镜审视下遭遇更多的诘问和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