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定下了我国银行业贷款“五级分类”的风险管理原则，将后三类贷款合并计算为不良贷款，使得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有了明晰的统计方式。十年来，根据这一口径，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行走在“双降”通道，不良率不断创出新低：从10年前的将近20%，降低至2011年底的1.0%。

　　然而今年以来，银行业不良贷款首现反弹。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二季度末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为4564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三个季度出现上升。外界对银行资金安全的担忧再起。

　　银行风险管理的能力再次趋弱了吗？来自金融业的观点认为，银行本是经营风险的机构，根据各自的风控理念追求风险与收益的动态平衡，对不良率降至趋零的要求本身并不专业；与此同时，在宏观经济下行时，银行的不良数据虽有上升却仍稳健，说明银行的经营能力经受住了考验。

　　十年“双降”

　　“中国银行业已技术性破产。”说起不良资产，这句十年前的知名论断已被时间验证了它的短视。十年后，中国工商银行坐上了全球银行市值排名的头把交椅，在市值排名前十位中，中资银行占了4席。

　　“在财务上，中资银行通过冲销、剥离、注资等，把埋在身体里的不良资产定时炸弹卸载，充实资本金，使其成功股改，获得后续长远发展。”德勤中国金融服务业审计合伙人刘振发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资料显示，1999年资产管理公司建立后至2001年底中国入世，中国政府对四大行进行了第一轮救助，共注资2700亿元、剥离1.3万亿元不良资产。

　　某大行总行人士称，不良率并非越低越好，而是要在盈利与风险间找到适合银行自身策略的动态平衡点——一个匹配收益的风险承受点。“在利率逐步市场化之下，各家银行对平衡点的选取差异会越来越大，银行将不再同质化。”

　　2004年，建行、中行再次相继剥离不良资产共计逾2000亿元，助力两大行不良率双双降至5%以下，提前符合当时监管部门对于银行股改上市的不良率要求；2005年，工行宣布股改方案后再次进行不良剥离，以直接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与划归财政部和工行共管账户并举的方式，处理不良贷款逾7000亿元；2008年，农行在股改前夕财务重组时剥离处置不良资产8156.95亿元，使其当年不良贷款率下降19.25个百分点。

　　改革使银行重生。刘振发说：“银行排出了有毒资产，有利于维持正常的运作，获得新的放贷能力。”

　　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底，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余额为24406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7.8%；2004年底，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率分别为17176亿元和13.21%。2005年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及不良率分别为13133.6亿元和8.61%；这组数据在2006年底缩减至12549.2亿元和7.09%，在2007年底缩减至12684.2亿元和6.17%，在2008年底缩减至5602.5亿元和2.42%，在2009年底缩减至4973.3亿元和1.58%，在2010年底缩减至4293.0亿元和1.14%；而到去年年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已经降至4279亿元，不良贷款率降至1.0%。

　　风控指标体系健全

　　不过，中国特色的银行不良剥离处置方式也引起隐忧。刘振发称，国内银行大规模处置不良资产的手段还过于单一，“不良资产虽然被排出银行体系，但‘毒素’仍留在经济系统里”。他认为，某种程度上，资产管理公司和银行都是国有，因此不良处置“就像是国家左手倒右手，换了一个主管单位而已”。

　　“由于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相对缺乏统计资料，较难观察，所以很难统计出转移后的不良资产后续变动。”他说。

　　综合国际经验，刘振发称，将不良资产出售给民间企业，或是借助民间股本合资共同处置不良资产，以及债转股、资产证券化等模式，都有借鉴价值。他认为，随着市场的开放和成熟，未来银行业将出现更强的竞争和优胜劣汰，政府逐步放手或意味着民营资本逐渐进入银行业，而经营不善的银行也将面临被兼并甚至倒闭，而非由政府一次次埋单。

　　国际经验给予中国银行业的另一大推动是旨在防范系统风险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标准的建立。2004年3月1日，中国银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百分之八，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百分之四”。当前，银监会建立的风险管理指标体系健全，包括资本充足率、拨备覆盖率、杠杆率、大额风险集中度比例控制、流动性比率等。

　　在此框架下，银行业从根本上建立了资产业务扩张背后的约束机制和调节机制，建立长期资本补充规划。数据显示，目前大型银行通过内部积累和外部融资补充资本的比例分别约占60%和40%，并积极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利用上升周期的经营成果核销不良资产，并根据潜在风险变化调整计提拨备。

　　2003年，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仅-3%；今年二季度末，银监会数据显示，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已升至12.9%。

　　不良反弹下的“求平衡”

　　习惯了用指标数据来衡量银行业风险管理发展的市场人士，不免在今年不良终止“双降”的数据前错愕。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经济研究总监刘利刚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对此解释称，不良反弹与经济周期的变化，与此前信贷投放增长有关。

　　“一个地方每年贷款增长20%~30%，不良贷款在此后的3到5年都会出现，我们正在这个不良出现的时间区间里。”刘利刚说，“此前不良率不断走低的原因，部分也因资产规模增速太大，分母不断变大，不良率就下降了。”

　　而当前，激增的信贷正集中进入偿还期。“至于不良出现多少，将和经济增速有很大关系。只要经济保持稳定，不良并不会激增。”刘利刚称。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银行是一个顺周期的行业，而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周期与固定资产投资紧密相关。在固定资产投资上升时，银行的资产质量不会有太大问题，因为不断有新的信贷投放，即使有坏账，也会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来弥补，坏账余额不容易上升；但是一旦投资减缓，坏账就会显现出来。

　　对于眼下银行业整体不良的温和反弹，更成熟的观点则认为“在情理之中”。鲁政委称，连续十年双降后，中国银行业的不良已经到了“降无可降”的地步。

　　某大行总行相关人士则对本报记者说：“不良反弹的真实数据显现，其实是银行的经营理念正变得成熟专业，并非一味追求低风险。”

　　“银行是经营风险的机构，市场对于不良率的认识和指标参照系也需与时俱进。”浦发银行副行长穆矢在近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上呼吁，随着中国的银行业务逐步国际化、多元化，对不良率的认识也应有所变化，比如金融市场成熟的国家，优秀银行的不良率一般在1%~2%。

　　前述大行总行人士则称，不良率并非越低越好，而是要在盈利与风险间找到适合银行自身策略的动态平衡点——一个匹配收益的风险承受点。“在利率逐步市场化之下，各家银行对平衡点的选取差异会越来越大，银行将不再同质化。”

　　对于银行更趋灵活的风险管理，德勤中国全球金融服务行业领导合伙人王鹏程日前还从微观操作层面提出建议，称银行应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产品执行不同的不良容忍率要求，而不是一味地降低不良率。

　　在他看来，在一些不良率较低的地方，银行仍然可以增加信贷的投入，适当放大不良容忍度，这样能增加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银行需要执行区别化的不良率，以更好地平衡资产风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王鹏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