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研究》杂志第九期刊登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署名长篇文章《金融危机中关于救助问题的争论》文章，周小川在谈到银行业获得高额垄断利润问题时，指出中国除了工、农、中、建、交等大型银行，还有数百家各种类型的中小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因此说银行业垄断恐怕站不住脚。他说，当然目前银行业盈利能力较强、利润较高也是客观存在的，其背后有一些原因，但显然不是垄断造成的。

　　此外，周小川介绍说人民银行每年按照经济增长对货币供应的需求，基本上按照预先设计的、相对稳定的速度投放基础货币，最终做到了基本上没有多印、多投放票子，避免了出现大幅度的通货膨胀。

　　私人部门与公共部门参与救助

　　政府应及时参与 但也需防止道德风险

　　周小川指出，救助问题已经成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过程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周小川详细分析了美国、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救助金融机构的情况，他指出美国英国都是倾向于国家出手救助，欧洲由于没有统一财政机制，欧洲央行救助也缺乏法理依据。

　　谈到中国的情况，周小川说，中国是倾向于救助的，过去一些出问题的金融机构大多数都得到了救助，甚至包括像蚁力神这样的非法集资也给了补偿。他表示，和西方成熟市场相比，中国的问题金融机构在数量上和处理上是有区别的。他解释说，之所以出现区别是由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金融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行业，意味着金融业出现了问题就必须救，否则意味着集体的失灵甚至死亡。第二，中国是转轨经济，公有制成分占比较大，金融机构承担了政策性、半政策性或者体制性的任务，因为金融机构有问题很难说清楚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如果不救也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倾向于要救。第三，中国改革过程中特别强调社会稳定，如果出了问题不救，容易影响社会稳定。

　　周小川表示，总体而言过去中国基于一些特殊情况比较倾向于救助，救的也比较多。从发展的角度看，也要结合金融业改革发展的状况做进一步考虑，权衡点也应该逐步有所变化。

　　周小川指出，应对系统性危机，政府还是应该及时参与救助，但同时也需要防止道德风险。这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必要的取舍、协调，取得平衡，尽可能减少道德风险。新版的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便是这种努力，其核心思想是要求金融机构进一步增加应对风险的资本，提高资本质量，增强抗风险能力。同时在全球范围内确定系统性金融机构提出额外的资本要求，以及相应更严格的外部监管，以防止这些机构出现问题。

　　但是有观点认为，对于系统更重要性金融机构过高的资本和监管要求，在增强抗风险能力的同时，会降低他们为经济增长提供信贷和金融服务的能力，从而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周小川认为，在危机过程中，在经济复苏还非常脆弱的时候，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加强资本和监管要求是一把双刃剑，需要作出合适的政策取舍。

　　在谈到私人部门参与和救助部分时，周小川用了相当长的篇幅分析了希腊私人债权人计划(PSI)，他指出虽然是通过私人部门发挥救助作用，但是最终可能还需要政府介入，需要动用公共资金，区别只不过后者在形式上更间接一些，公共部门介入不那么明显。

　　存款保险制度与金融税

　　关键看是否能够实现设置此政策初衷

　　在谈到政府参与救助时，周小川指出，资金有三个来源。一种是纳税人的钱，一种是私人部门的救助，更多情况是"公私合营"，采取公共部门和私人分摊的办法。文章里也提到存款保险制度的救助形式，他认为，冲存款保险机制实际上是向银行客户征收的一种税。周小川指出，依靠此制度解决类似全球金融危机的问题，可能需要大幅度增加存款保险的力度费率。

　　他认为，即便如此，存款保险制度也只针对稀有存款的金融机构，而不针对像雷曼兄弟、贝尔斯登这样的投行，尤其是在现代金融市场主要靠资本市场融资的情况下，很多金融机构不吸收存款。此外，还有大量的影子银行，都是不交保费的。因此，仅依靠存款保险制度还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自保，另外是生前遗嘱，金融机构应事先准备好应对机制，除了问题怎么处理，处理时怎么承担责任，尽量不要把问题甩给公众。

　　周小川在分析金融税时指出，表面看金融税由金融机构缴纳，"实际上真的是那些金融家们掏钱吗？公布不尽然"。他认为，金融税类似于存款保险，最后也将转嫁给交易双方承担，或者说其中的绝大部分将由社会承担。他指出，金融税涉及到整个金融市场秩序、利益分割、政策套戥等一系列问题，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到底能不能实现设计这一税种的初衷。

　　关于是否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助私人金融机构的时候，周小川说，从经济角度而言，为了防范危机以及危机的蔓延，必要时即便用纳税人的钱来进行救助也是应该的，最终看，纳税人的钱还是花在了公共利益上。

　　金融机构薪酬、银行高利润与通货膨胀税

　　谈到金融机构薪酬问题时候，周小川说，金融业的高收入可能与近年来金融市场的机构有关系，其中包括交易频率越来越高，创新越来越多，衍生品产品越来越复杂，导致交易部门越来越成为金融机构获取高收入的主力军。他说，在美国大的投行有好几家，大经纪商、大商业银行也都有好多家，彼此竞争非常激烈，还不断收购兼并，要说它们垄断市场也不太确切。

　　在谈到中国银行业垄断问题时候，周小川指出，在中国，与部分工业企业比，银行业工资也不算低，社会上有一些争议，认为银行业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但实际上，中国除了工、农、中、建、交等大型银行，还有数百家各种类型的中小商业银行，还不包括2000多家的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因此说银行业垄断恐怕站不住脚。他说，当然目前银行业盈利能力较强、利润较高也是客观存在的，其背后有一些原因，再次不赘述，但显然不是垄断造成的。

　　在金融机构出现问题时候，一方面拿着高薪，一方面又需要政府救助势必引来诸多争议。周小川认为，作为政策制定者一定要冷静地认识这个问题。既然金融机构的收入是通过合法经营获得的，是符合市场原则的，恐怖就不能讲问题归结于高薪酬，而是要看到其背后还有更复杂的机理，特别是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就不能因为金融机构挣钱多，就不予救助，因为不救可能导致的问题更大。

　　在谈到央行介入参与金融机构救助问题时，周小川指出央行介入将导致通货膨胀，这个成本实际上就需要所有人承担。这意味着在一个国家或区域中，有的人犯错误了，有的人没有犯错误，但要让所有人都来承担责任，听起来的确不太合理。

　　接下来，周小川对通货膨胀税的问题做了详细阐述。他说，通货膨胀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税收，即所谓的"通货膨胀税"，是向所有购买商品的消费者征收的。而且这种税具有"累退"特征。

　　周小川指出过去人们不太主张央行参与救助，理论储备比较欠缺，认识比较模糊，这次金融危机的经历要求我们尽快开展研究，研究其传导机制、成本分担、利益分配及其最终效果。

　　央行资产负债表与外汇储备

　　中国没有多印票子 避免出现大幅度的通货膨胀

　　银行参与金融危机救助被广为运用的是"扩大央行资产负债表"，周小川认为为了救助采取一些权宜之计是必要的，至少避免了危机扩散、深化、又减轻了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扩张带来的压力，避免经济马上出出现通货膨胀，为经济复苏，金融恢复争取时间。之后也可以逐步"退出"市场，通过出售持有的资产，收缩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降低中央银行负债，真正收回过去投放的流动性。

　　周小川在文章中分析了中国外汇储备积累导致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的情况。中国外汇储备从2002年开始快速增长，从2000多亿一直到目前的超过三万亿美元，这个过程中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随之快速扩张，资产方是不断积累的外汇储备，负债方则是外汇占款的投放。这时候，人民银行就要想办法把这部分负债转换形式，吸收回来，这就是所谓的"对冲"。

　　周小川介绍说人民银行采用的"对冲"手段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发放中央银行票据，开展各种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收回过多的流动性。这样从印票子的数量这个角度看，每年按照经济增长对货币供应的需求，基本上按照预先设计的、相对稳定的速度投放基础货币，最终做到了基本上没有多印、多投放票子，避免了出现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显示经济就没有通货膨胀了，物价上涨有各种复杂的原因。

　　周小川说，对于外汇储备积累投放的基础货币，中央银行在总体上予以了充分的对冲，经济中的物价上涨更多的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此外，对冲过程本身也收到了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在时机、数量上会受到一些干扰，从而暂时没有实现100%的对冲。而且，还要考虑经济增长对货币投放增加的需要。因此，也没有必要100%对冲，平均而言对冲85%-90%左右可能就足够了。

　　总体而言，外汇占款大都予以了对冲，转换成其他形式回到了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但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确实扩大了。吸收外汇占款的主要工具是存款准备金和央行票据，都还是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负债，最终所有人是广大企业和个人。当然这些债权暂时在一定程度上是虚拟的，因为外汇占款大量吐出基础货币，导致企业和个人收入大幅上升，但国内并没有那么多的商品来支持这些 收入，因此必须要形成储蓄，回流到中央银行。

　　周小川认为中国外汇储备不会无休止地增长，人们也会意识到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足够，不在需要进一步增长了。事实上，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已经过了顶峰，会在今后不断降低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到那个时候，外汇占款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会很好的匹配起来，就会逐步消化过去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扩张，从而消除因外汇占款而可能导致的长期通货膨胀压力。

　　周小川指出，在中央 银行参与救助导致资产负债表扩张的过程中，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需要考虑在负债方进行适当的调整，收回由于救助而投放的过多的流动性，防止通货膨胀；二是要着眼于动态长期的调整，既要克服危机，推动经济复苏，又要考虑消除长期通货膨胀压力，在刚开始复苏时，可能通货膨胀难以避免，甚至短期内会有一度很高，但后面要减下来，以至于在未来中长期内实现基础货币投放与经济增长相互匹配，保持总量上的均衡。(来源：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