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半年来，折磨全球金融市场达两三年之久的欧债危机稍有平息。随着欧洲央行放松其强硬立场以及永久性的救援机制——ESM的正式设立，投资者信心在慢慢恢复，其直接体现就是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国债收益率表现比较平稳且有所下降。

　　那么，这一切是否意味着欧债危机已经成为过去时？欧洲的经济前景将因此变得光明起来呢？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本专栏曾经分析过欧债危机的性质，指出其实质并非债务危机，而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货币区实践危机。因为单纯就债务指标来看，日本、美国要比许多欧洲国家要更严重，但其国债问题一直没有对金融市场构成冲击。

　　试设想：某天一个外星人背着一大堆黄金来到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并将黄金交给这些国家的财政部，瞬间这些国家的债务清零，资产负债表变得十分亮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这些国家会过上若干年的好日子，但只要这些国家仍然留在欧元区，仍然不思改革，可以肯定的是，若干年后经常项目逆差会再次降临，国债又会从零开始逐步上升。之所以必定会出现这种宿命般的结果，根源就在于单一货币上。在单一货币下，对那些南部诸国来说，高估的汇率使其对区外国家和区内德国的相对竞争力始终无法提升，出现宏观经济失衡直至无法持续，乃是一种必然。

　　难道欧元的出现，真是历史性的错误？我们不用怀疑单一货币的设计师们的智商，在他们的设想中，尽管没有统一财政，矛盾仍然是可以调节的。一是通过统一市场，让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充分流动来消除不平衡；二是通过对成员国赤字和债务设定一个约束指标，把各国间经济失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确保划一的货币政策对各国都能够适用。不幸的是，这两条在现实中都没有发挥作用，欧洲各国间劳动力互相流动的程度远远达不到迅速调节失衡的作用，而指标约束又早已证明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危机爆发后又有人寄望于财政联合，但这又谈何容易，要让欧洲各国实行美国或中国这种统一财政，没几十年的时间恐怕办不到，远水救不了近火（奇怪的是，近期国内有许多分析将银行统一监管理解成财政联合）。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无法达成真正的财政联合，欧元的崩溃是迟早的事，或者至少单一货币将成为欧洲一个持续而沉重的枷锁？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欧元区南部国家经济失衡的根源上来，如果区内各国竞争力保持一致或相差不大，贸易失衡、汇率不适等问题自然不存在，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主权债务危机。竞争力差异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而欧元设计师们所设计由此一根源产生的失衡调节机制又没有发挥作用，所以才有欧债危机的的发生。显然，如果能消除或大大缩小欧洲内部各国的竞争力差距，特别是南部国家与德国之间的竞争力差距，单一货币危机的根源也就被消除了。

　　如何消除或缩小这个差距？其实，欧元推出之初的几年，区内主要国家德国与南部诸国之间在竞争力上差距并不明显。当时德国完全没有今天这么牛气冲天，它还未完全消化两德统一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当年德国与今天南方诸国一样，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调病症。一方面福利开支过大、企业税负过高；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管制和保护过度，导致失业率高企。乏力的增长、沉重的财政负担、过高的失业率困扰着这个国家，甚至因为赤字超标一度要受到欧盟的惩罚。是什么力量让当年的“欧洲病夫”变成了今天的“欧洲救星”？答案十分简单：系统性的改革。2003年，施罗德总理推出“2010年议程”，以强硬姿态对德国经济体制进行“大修”，其内容包括减税、削减福利、减少劳动者保护、简化政府机构、出售部分低效国企，改革不局限于经济方面，还涉及教育、科研、社会等方面。但是，这一雄心勃勃的改革短期内并没有见到明显成效，而民众虽然也知道改革的重要性，但当短期的利益受到损害时，还是十分愤怒，所以在2005年的大选中，施罗德败于默克尔，丢掉了总理宝座。这一年，德国的失业率高达13%。幸运的是，默克尔上台后，“2010年议程”被保留下来，随后改革的效果逐步显现，德国经济开始渐入佳境。而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德国与意大利等南部诸国之间的竞争力差距以强烈对比的形式暴露在世人面前。在危机之下，德国出口强劲，失业率逐步下降，如今只有7%左右，相反，南部诸国失业率却节节走高，有些国家甚至高达25%。

　　就在德国进行系统性体制改革时，南部诸国却白白浪费了大段的好时光，以至与德国间竞争力差距越拉越大。当然，我们不能认为是德国竞争力提升造成了今天的欧债危机，而应该反过来看，是南部诸国缺乏改革导致形成“双速欧洲”造成今天的困局。其实，今天南部诸国与当年德国面临的问题大同小异，南部诸国除了地下经济比重大、政治较为腐败外，其他方面与德国几乎一模一样。这些国家当时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也试图进行过一些改革，但与德国不同的是，这些国家缺乏有担当的政治家，一遇阻力就退缩了，改革基本上没有什么推进，比如意大利。

　　二战后的1950~1960年代，意大利也曾创下奇迹，其经济增速仅次于日本，超过当时的联邦德国。但奇迹未能持续，在老龄化和高福利背景下，1990年代后病体日益明显，它加入欧元区的时候，财务指标根本就没有达标。整个经济体系僵化，市场化竞争不充分，国际竞争力削减，据IMF的估计，该国服务业价格较充分竞争下要高60%，电力价格要高50%。由于对部分就业者实行过度保护，该国已形成了令人瞪目结舌的“二元制”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不仅极大地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而且制造了严重的不公平。

　　北方的德国系统性改革见效后，意大利与德国间的竞争力差距越拉越大。去年11月，贝卢斯科尼政府下台，政治中立的蒙蒂内阁上台，开始推行分别为“拯救意大利”法案、“意大利增长法案”、“简化意大利”法案的系统性改革。其改革内容与当年德国“2010年议程”可谓大同小异，同时，希腊、西班牙等国也推出了类似的改革。只不过在今天这种危机压顶的被动环境下，既要减福利又要增税，这些国家面临的痛苦远甚于当年德国的主动改革，但是，只要还想留在欧元区，那么这些缩小与德国之间竞争力差距的改革就是绝对不可少的。单纯的紧缩很可能会让债务越来越多，破除反市场因素的结构性改革才能最终推动经济增长，而这才是真正减债的希望。据IMF的估计，意大利自由市场导向的改革如能有效推行，5年内会使GDP多提高6%。而从近期国际各方的反应看，蒙蒂的改革已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

　　总之，欧元要避免最终崩溃的命运，或者说要确保其在未来能良好运行，竞争力落后的诸国进行系统性的、有足够力度的市场导向改革才是关键之中的关键。德国、意大利等国国运的反差，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