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值得世人谨记——上一次重大的金融危机不仅导致了美国颁布“新政”（New Deal），而且使世界陷入了一个黑暗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济时代。虽然自由贸易与完美相差甚远，但选择其它贸易政策只会更糟糕。贸易保护主义对财富、民主和和平都是贻害无穷的。

    然而，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浪潮是一个真正的威胁。为了迎合美国民众中膨胀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奥巴马（Barack Obama）在总统竞选期间扬言要单方面修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今年7月，世界贸易组织多哈会谈破裂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拒绝降低其农业补贴。

    世界正在滑向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深渊。如果政府能够介入援助陷入危机的银行，为什么不能保护处于危机中的商业或农民呢？

    我们需要一项贸易新政。现在，人们都在广泛讨论有关重建全球金融体系、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贸易援助”的“第二个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为了取得更大的成效，任何促进贸易的新政都必须囊括比一套新的国际机构更广泛的内容。这种新政需要进行从下到上的民主改革。

    事实上，这要求植根于历史。我们习惯性地认为自由贸易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穿着黑色西服的贸易谈判代表的专业问题，以致于我们忘记了在一个世纪之前，众多的民主人士、激进分子、妇女运动人士以及有组织的劳工是如何将自由贸易视作核心信条的。

    时间再往后推移——当时的英国与现在的美国处于类似的境地：一个相对衰落的超级大国，面临着新的竞争者和全球化的冲击。19世纪晚期，所有的大国都提高了它们的贸易壁垒——除了英国。

    英国的立场可以被今天所借鉴。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强调自由贸易模式的优越性，并借助议会和利益集团来解释自由贸易模式在实践中如何不受欢迎。正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Bernanke）认为的那样，贸易扩张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失败者，而这些人的抗议分散了人们对全球化好处的关注。

    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它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因为它忽略了在关键时刻，自由贸易是怎样获得众多胜利者的支持。

    一个世纪以前，在全球化产生的初期危机中，英国国内对自由贸易的要求激发了一次真正的群众性运动。自由贸易不仅仅是一个受到银行家、商人或者年轻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珍视的理想，它还动员了数百万人。

    对仍然没有公民权的妇女来说，自由贸易是一种公民权利的替代品：议会通过为便宜的进口商品打开大门，维护了她们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对许多民主人士来说，这是一种和平和社会公义的力量，把特殊利益群体的权力最小化并教导公民有关公平和国际间相互理解的内容。

    我们不应该浪漫化自由贸易的初期——在那时，贫困并没有消失。许多英国人都信奉“自由贸易帝国”，而有些人则煽动英国与德国之间的对抗情绪，讽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德国是依靠马肉肠和狗肉生存的野蛮国家。英国首相的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后来告诉听众：和德国海军比起来，他更害怕德国人的香肠。

    一个世纪前，英国国内的自由贸易打破贸易保护主义壁垒，不仅仅是由于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对更多财富和廉价食品的合理兴趣，而且迎合了人们的情感和身份需求。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组织了巡游表演，张贴五彩缤纷的海报和举行富有政治色彩的娱乐表演。他们在城镇的商店橱窗上陈列了解释关税给普通消费者带来的负担的图表，而在农村里，人们则观看政治幻灯片直到深夜。1910年，几乎100万人参加了在海滨度假胜地举行的自由贸易讨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世纪20年代粉碎了所有对纯粹的自由贸易的天真幻想。和今天一样，消费者发现市场会让他们很无助，从而使人们呼吁对市场进行监管。国际主义者不得不接受一个简单的事实，贸易本身不能产生和平。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已经超过了政治的现状，从而导致了在石油和其他战略资源上新的紧张局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建立了一个新秩序。在经济方面，它们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虽然非关税壁垒和优惠贸易协定的数量在上升，但关税已经下降了。然而，在民主文化方面，《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也导致了贸易从日常的政治中进一步分离。这就是自由贸易在反全球化抗议声音之中毫无招架之力的原因。

    好消息是，人们没有停止对贸易道德规范的关注。相反，人们已经转向了诸如公平贸易和贸易公正这样的运动。公平地来说，在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领导下的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努力和这样的团体进行接触了。然而，要把更自由的贸易与公民的权利以及全球团结再次联系起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历史已经证实，这样做是可以实现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文章节选自《土耳其周刊》，经过编辑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