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宏观政策再一次处于十字路口。

　　9月以来，继18个城市25个轨道交通项目获批后，一批仓储、能源管道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获批，总投资超1万亿元。而天津、重庆等多个城市又推出总额多达7万亿元的建设计划，年财政收入不到50亿的开封都推出千亿造城计划。重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拉动经济增长的信号隐现，有人甚至把它称为刺激政策的2.0版。但国家发改委旋即表态称，这批项目是例行审批，不存在突击性运动化战的放水。

　　国家发改委突然发力的一个背景是宏观经济数据低迷，消费增速趋缓，外贸增长乏力。

　　中国经济长期以超高的投资率为鲜明特色，但一个致命硬伤是，扩大的投资几乎都集中在产能过剩行业。中国钢铁行业2008年产能突破5亿吨，本已开始的调整和转型因信贷放水中断，到如今产能超过7亿吨，全行业严重过剩而大面积亏损，钢材价格回到十几年前，钢材市场几乎崩溃，但今年初湛江继续获批大型钢铁项目。散而乱的水泥厂清理，现在产能过剩仍然超过3亿吨，铝冶炼行业产能利用率仅为65%左右，而前些年“村村冒烟”的光伏产业几成吸金黑洞，银行、财政泥足深陷，今年以来价格下跌超过60%，行业危机全面爆发。在全球经济向好，外部需求旺盛时，过剩的产能能被外部需求消化，而当前的复杂环境下，产能过剩的苦果只能由我们自己来消化。

　　畸高的投资率带来财政困难、效率低下、银行坏账，加剧产能过剩及诱致的腐败。而在这方面，前几年的高铁通过高负债实现的大跃进教训就已十分深刻，但是这种循环和怪圈仍然难以走出。

　　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经济运行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在地球的另一端，美国人的QE3已经启动，它以一种更加疯狂的方式发钞。而我们如果还沿着不断增加政府投资的旧模式迈进，投资拉动型的通胀会再度抬头。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警示我们，经济政策的着力点必须转变，对现行的政策必须有适度的弹性和灵活纠偏机制。政府永远不是最聪明的市场主体，因为投资效率不高，要真正改变“钱只能由政府来花”的宗教式教条，必须通过百姓的货币选票来刺激经济拉动内需，而不是陷入过去的“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