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嘉庆年间的礼亲王昭梿，写过一本著名的笔记《啸亭杂录》，其中有这样一段：“乾隆间，有满洲县令和邦额者，著《夜谈随录》一书，皆鬼怪不经之事……其记与狐为友者云，’与若辈为友，终为所害。‘用意荒谬。”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与狐为友”是取谐音，意思是“与胡为友，终为所害”。须知在清朝，也有不少中下层的满洲文人，对于清兵入关后的各种残忍手段感到羞耻，就像《世说新语》里记载的，东晋的第二位皇帝晋明帝听说老祖宗司马昭篡夺曹魏政权的历史，羞愧难当，说：“如果真像你们所说，晋朝国祚又怎能长远？”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与狐为友，终为所害”的典型，莫过于汪精卫。要公允评价汪精卫这个人，必须了解的是，他在离开重庆去南京之前，通过影佐祯昭和日本方面达成的协议，虽然也是城下之盟，但除了承认”满洲国“这个在当时看来属于难以改变的既成事实之外，是谈不上有多么”卖国“的。当年双方的重光堂会谈明确而具体地制定了日本的撤兵条款，汪精卫是在这样的保证之下，才下定了脱离重庆的决心。可是他一到南京立刻上当，日本方面再度发表的声明完全删去了撤兵的字样，而且变本加厉。汪精卫不是没有向日本抗议，但日本人就是不认账，装作不知道。后面的故事就不用再说了。

　　重提这段往事，是因为有感于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态度。很多内地的朋友，包括不少我素来尊敬的师长，往往觉得钓鱼岛不过是一个小岛，跟黄岩岛差不多，无论如何算不上重要战略利益。纯从经济角度看，或许此言不虚。但这样他们就无法理解为何“保钓”在港台乃至海外华人中间是绝对的“政治正确”，如今已经延续了四十多年，恰恰是一些最秉持自由主义立场、最反对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最关心中国民主化前景的前辈，在“保钓”问题上是极度坚定。

　　因为日本在钓鱼岛（又称钓鱼台）问题上的态度，确实恶劣之极。钓鱼岛是日本军队在出兵台湾的途中占领的，其时《马关条约》尚未签字，这就成为日本（和美国）后来不归还钓鱼岛的一个重要理由，即它是在《马关条约》签署之前就被日本占领，因此不属于《马关条约》的割让范围。另一个重要理由是此前钓鱼岛是无主土地，是日本人古贺最先发现的，因此拥有“先占权”。

　　如果说前述第一个理由还勉强能算是强词夺理的话，第二个理由就纯属扯淡了。根据在加拿大任教的华裔学者郑海麟的研究，明清时期的若干西方传教士地图，江户时代的若干日本地图，都对钓鱼岛有明确的标志，和中国大陆及诸岛屿使用同一颜色，而琉球国各岛屿又是一种颜色，含义不言而喻。更不用说中国古籍的相关记载了。问题是，日本官方和主流舆论在这个问题上，跟当年对被他们骗离重庆的汪精卫的态度一样，就是装作不知道。

　　我个人的一个感触是，看英文书可以极大地增加对世界乃至中国的了解，但在中日关系的问题上，不能太相信英文书。用英文写作的学者们，几乎无不对中国反复要求日本正视历史问题感到厌烦，认为这是歇斯底里的受害者心态。作为一个很愿意读英文书的七零后，我本来也会接受这种观点。但是，因为家中有参加过抗战（抱歉，只是国军的非正规部队）的长辈，从小就听说过不少往事，觉得日本文化真是有令人不可思议之处，对于所谓“歇斯底里的受害者心态”，也有了不少同情的理解。

　　中国人往往以为儒学对日本的影响如何如何，其实是彻底的误解。日本传统国粹是以天皇万世一系为中心的神道思想，跟唐朝接触主要是引进了佛教，儒学要到江户时代，由于德川幕府的推崇，才在日本社会产生影响力，但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之后，立刻一蹶不振。即使是日本的儒学，也是重”忠孝“而轻”仁义“。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家，大都憎恶孟子，理由跟朱元璋一样，因为孟子说“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闻诛一夫纣也，未闻弑君也。”

　　汉武帝时太子被人诬告谋反，汉武帝杀太子，有父老进谏说：“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江户时代的一位日本儒家，忘记名字了，对此便大加挞伐，说两个“则”字太荒谬。按照他的观念，君不君，臣也应该臣，父不父，子也应该子。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走向军国主义，乃至“二战”期间令美军谈虎色变的负隅顽抗，正是缘于这样的观念支撑。这跟中国和朝鲜的儒学，实在相去甚远。

　　我以为，要了解日本政治文化，必须从武家入手。江户时代赖山阳仿照《史记》“世家”笔法写成的《日本外史》，实为了解日本武家传统的第一本书。平氏、源氏、北条、足利、武田、上杉、织田、丰臣、德川，为其荦荦大者，还有很多猛将死士，贯穿其间。我读此书的一个最大感受，就是日本武家文化的“阴狠”之气。

　　中国传统文化自然也有“阴狠”的一面，《水浒传》里的晁盖大约就是被宋江害死的。但中国传统文化一向还有另一个层面，张绣杀死过曹操的儿子，杨再兴杀死过岳飞的弟弟，投降后都受重用，也能忠于新主，就连并无雄才大略、不脱流寇习气的李自成，也能跟射瞎过他一只眼睛的陈永福折箭为誓，在其投降之后不但不杀还委以重任，而陈永福自此也忠于李自成。日本武家文化则并非如此，一旦结下梁子，胜利者对失败者一般来说都是斩草除根，如果不能斩草除根，则失败者一旦死灰复燃，绝没有报不杀之恩这回事，是反过来斩草除根。德川幕府的末代大将军德川庆喜得以保全首领，是德川幕府二百年提倡文治，令日本武家文化淡化的回报，也是由于日本当时必须团结一致抵御外侮。

　　显然，这种武家文化在今天的日本依然阴魂不散，一旦找到机会借尸还魂，重新崛起，后果不堪设想。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学者眼中那种所谓的“歇斯底里的受害者心态”，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歇斯底里依然是歇斯底里。如果日本愿意正视历史问题，就根本不需要反复要求；如果明知它回避正视历史问题，还反复对此提出要求，结果就只能是自说自话，为人所轻。

　　这种歇斯底里的根源，在于中国其实并没有在“二战”中真正战胜日本，中国的作用其实只是以巨大的牺牲牵制日本的武装力量，日本是在太平洋战争中败于美国，而直到最后阶段，它在中国战场上都是绝对优势。这本来是历史的常识，然而我们却长期回避这一点，动辄夸大抗战的战绩，到现在还不断制作各种情节荒诞的抗战影视作品。但我们一方面好大喜功沾沾自喜，另一方面内心却又是知道真相的。所以我们才那么需要来自日本的保证，保证正视历史问题。原来我们都和汪精卫一样文人气，相信写在纸上的东西，尤其当这纸上的东西能给我们挣来面子的时候。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钓鱼岛真有那么重要吗？真能算是中国的重要战略利益吗？这个问题在9月14日之前是很值得辩论的。让无知的愤青走开，在认为不宜因小失大的内地人士和认为寸土必争的港台海外保钓人士之间展开一场辩论。可惜的是，当时并没有机缘促成这样的辩论，而今后也不再需要这样的辩论。9月14日以后，钓鱼岛就是中国的重要战略利益。

　　这是因为，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中日关系都已经无可挽回地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学者mingwan在2006年出版的专著《Sino-Japanese Relations》对此早有预见，该书的最后一章题为“Conclusion:An Emerging Sino-Japanese Rivalry”。其中写道：

　　Rivalry is also not the same as conflict. 'What distinguishes arivalry from normal conflict', noted John Vasquez, 'is that issuesare approached and ultimately defined not in terms of one's ownvalue satisfaction, but in terms of what the gaining or loss of astake will mean to one's competitor.'

　　换言之，在敌对——如果觉得这个词不好听，也可以说“对抗”——状态下，衡量战略利益的标准，用一句棋谚说，就是“敌之要点即我之要点”。

　　毫无疑问，中日之间这样一种正在开始的敌对关系（用英文精确地表达，不是互为enemy，而是互为foe），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我也是。但是，也许惟有这样一种关系，才能让我们不再反复要求对手悔罪，治好我们身上被其他族群轻视——不管这轻视有没有道理——的“歇斯底里的受害者心态”；才能让我们正视对手的实力，不再拍摄各种的情节荒诞好大喜功的抗战影视作品；才能让我们走出自说自话，自欺欺人的文化陋习，通过认识对手来认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