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谈中国企业“走出去”

　　在全球经济转型的难得机遇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不断加快。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7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17个国家和地区的2407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422亿美元，同比增长52.8%。而日前发布的《“十二五”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规划》亦勾画出未来的发展图景——中国将发展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和品牌，以促成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作为企业“出海”的管理部门之一——国家外汇管理局近年来不断通过简化行政审批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坚实的政策支持。其领军者易纲是坚定的市场规则的支持者和推动者。易纲认为，全球化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走出去”的契机，而我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也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必要的保障。企业“出海”，一方面需要遵守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另一方面必须遵守当地法律，减少或避免将高度政治的话题敏感化。

　　在接受《中国外汇》采访时，易纲表示，现在海外投资正逢其时，但在看到时机的同时也要把防范风险放在首位，以平常心看待中国企业“走出去”。

　　《中国外汇》：按照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理论，人均GDP越高，对外直接投资（ODI）净额越大。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海外投资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

　　易纲：邓宁将ODI划分为四个阶段，我国人均GDP为5415美元，剔除通胀等因素影响，尚处于吸引外资大于对外投资、ODI大幅增长的第三阶段，未来的发展空间很大。

　　当前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为国内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比较好的机会。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欧美企业经营压力加大，接受并购和国际化的意愿增强。二是市场估值水平显著下降。当前全球发达市场股票估值水平虽不是最低，但也处于一个相对合理阶段。不论是兼并重组还是投资新项目，对外直接投资都与股市估值相联系。三是国外监管层对中国资本的态度总体是友善的。

　　《中国外汇》：有一种疑虑认为，既然中国是投资回报最好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企业还要“走出去”。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易纲：其实，我国民间和国有部门的投资大部分还是投在中国，之所以要“走出去”是考虑到外汇储备这块金融资产要“走出去”。另外，中国企业确实在某些领域具备竞争优势。

　　以非洲为例，非洲最需要的是桥梁、隧道、铁路、高速公路、水网及电网、移动通讯设备等基础设施，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比较优势。欧美在很多年以前，也有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很多的桥梁专家、隧道专家。但是，他们的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在五十年甚至更早以前进行的，当年参加建设并有丰富经验的工程师已经退休了；而对新一代工程师来说，由于当前没有太多大规模的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经验也就不多，而且他们的设计理念也不一定适合非洲国家。相比之下，中国现成的桥梁专家、道路专家、电网专家很多，生产能力和提供解决方案的能力非常强，因而“走出去”的竞争力也很强，竞争优势非常明显。

　　《中国外汇》：请概括一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特点。

　　易纲：全球化提供了“走出去”的契机，而我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必要保障。在重工业化发展使国内资源供给紧张后，“走出去”向海外寻求资源就成为了当然的战略选择。

　　从“走出去”的构成来看，由于我国不管是能源还是铁矿石或其它金属等都比较缺乏，所以对很多企业来说，“走出去”的初衷是为了获得资源。随着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的发展，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将会更加注重获取先进技术、品牌、市场和进行产业链整合等，“走出去”将由单一的资源需求向多元化目标过渡。

　　从投资的区域来看，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走出去”第一步往往是香港，而亚洲（包括澳大利亚在内）是其海外收购交易金额中占比最大的区域。未来中国海外收购覆盖区域会不断扩大，将逐渐向欧美等拥有先进技术、品牌和市场的区域扩张。

　　从投资的主体来分析，目前国有企业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主力军，但未来我国民营企业海外兼并收购增长速度会加快，无论是在竞争力上还是在增长方面，它们的表现都将会更加突出。

　　《中国外汇》：无论是邻国日本还是美国和德国，都是“走出去”的老牌国家，他们的海外投资经验有哪些地方值得中国企业借鉴？

　　易纲：日本企业“走出去”有其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20世纪90年代初，当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部分日本企业只得低价抛售在美资产，当时在80年代进行的15桩规模最大的并购案中，只有4桩成功。如三菱集团在收购洛克菲勒中心后不久就以半价卖给原主。其经验教训是，企业对“走出去”的收益前景过于乐观，而对风险估计不足。另外，日本企业绝对服从观念和美国强烈的自我意识所产生的企业文化格格不入，造成并购后整合的困难。好的一面是，虽然目前日本国内经济增长较慢，但它每年都能从海外获得大量收益。此外，日本企业“走出去”时不求控股，开始往往以少数股权投资的形式进入，然后在合作方出现困难的时候逐步扩大股权。

　　当前，美国企业“走出去”的规模全球第一，存量和流量均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美国企业“走出去”时非常重视企业发展战略，开拓国际市场不计较短期利益，严格要求知识产权保护。

　　德国的对外投资以发达国家和制造业为主要对象，多以自有资本为主，企业杠杆率比较低；投资项目控股程度高，70%以上投资为独资企业，且大企业和大项目占绝对优势。

　　在金融支持方面，美国、德国，包括日本在内，都会获得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国家层面的支持。

　　《中国外汇》：从2004年TCL并购汤姆逊和阿尔卡特到2012年的三一重工收购德企普茨迈斯特，中国企业“走出去”一直不乏大手笔，但风险也日益凸现出来；尤其是对与资源相关的海外投资，遭遇的困难越来越多。如何认识并尽可能规避这种风险？

　　易纲：企业“出海”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会面临诸多风险，包括宏观风险、政治风险、产业风险、微观风险、交易风险、操作风险以及并购之后的整合风险等。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缺乏的国家，目前我们“走出去”获取资源也占主导地位。但是通过海外投资获取资源的实际情况与企业、媒体、公众的想象并不一样。

　　以石油为例，假设在海外发现一个大庆，这与我们在国内发现一个千万吨级的油田概念完全不同。海外资源市场的游戏规则基本上是：在哪儿开采，就要在最有效的市场把开采的资源卖掉。我们可以在海外通过投资资源赚钱，可以通过投资资源形成产能增加全世界的供给，但在海外开采的油或资源是不是能拉回中国，则完全取决于市场格局。在距离远的地方，最有效的方法一定是在当地卖掉而不是拉回中国。所以，即便是我们在海外发现一个大庆，如果距离比较远，我们还是会选择从中东往回运油；而我们在距离比较远的地方开采出来的油，即便是份额油，还是会在当地出售，因为拉回来不划算。

　　此外，无论哪个国家，资源都是高度政治化、高度敏感的话题。如果我们大张旗鼓地说要去拿资源，那么这些国家的民众、媒体和政治家都会对这个问题高度敏感。试想一下，如果有一个外国企业家在中国买了一块耕地、一块资源，中国的民众会是什么反应？所以，在涉及到与资源相关的“走出去”时，一方面我们需要遵守国际市场的游戏规则，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另一方面应当尽量遵守当地法律，减少或避免将高度政治的话题敏感化。

　　《中国外汇》：围绕支持企业“走出去”，国家层面陆续完善了相关政策，外汇管理部门在支持企业“走出去”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易纲：当前，外汇局对企业“走出去”提供的相关政策支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对外直接投资汇兑管理便利化程度大幅提升；取消对外直接投资汇兑限制，实行登记管理，可兑换程度与FDI（外商直接投资）相当；国企、民企公平对待，一视同仁。

　　《中国外汇》：取消汇兑限制是否可以理解为强制结售汇制度的终结？

　　易纲：强制结售汇制度通常被学界、媒体等使用，一般是指企业取得的外汇收入必须卖给国家指定的金融机构，使用时需经批准在国家指定金融机构购买的管理安排。中国外汇管理官方文件和法律上从来没有用过这个词，大家都这么说也就约定俗成了。

　　实际上，从1952年一直到改革开放，我国对外汇一直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从1978年到1994年，虽然我们有了双轨制等政策，总体上外汇管制还是很严格的。1994年之后，建立银行结售汇制度，允许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可兑换：除外商投资企业外，其他企业出口收汇必须卖给银行，用汇时可以凭有效凭证到银行购汇。1996年12月1日起，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1997年1月14日，国务院修改《外汇管理条例》，明确对经常性国际支付和转移不予限制，但仍要求企业外汇收入原则上须卖给银行。

　　2001年起，国家逐渐放宽企业保留外汇收入限制，明确企业可以根据经营需要自行保留外汇收入，并在2007年宣布取消强制结汇要求。2008年以修订《外汇管理条例》为标志，法规层面正式确立强制结售汇制度的取消。2009年以来，外汇局开展了大规模的法规清理，宣布废止和失效四百余份文件。过去这六七年，尤其是2005年以后，从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可以看出，实际上是企业和居民在有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尽量早地卖出美元，而不是强制结售汇导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外汇积累这么快也可以反证这一点。

　　《中国外汇》：除了政策支持企业“走出去”，宏观层面还可以做哪些工作？

　　易纲：在服务配合企业“走出去”时，我国还可以充分利用多边开发平台，因为通过多边开发机构投资可以减少和降低一些问题的敏感性。当前，我国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搭建了一些平台，主要包括举办商业研讨会，推介多边开发银行（MDB）商业机会；承办MDB各类活动，为中国和亚洲、非洲、拉美企业搭建沟通平台；利用人民银行牵头的“利用多边开发银行促进对非洲、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工作协调机制”，在部委、金融机构、企业层面进行政策协调；利用中国与MDB的双边技术合作协定，支持中国咨询企业和专家“走出去”。

　　《中国外汇》：结合目前的情况，您认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易纲：第一，企业“走出去”应该坚持市场化原则，尊重市场规律，将本求利。在市场条件下，企业没钱就意味着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资本金不够，而资产负债率和企业资本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衡量一个企业风险和信誉最主要的指标。总结日本、美国、德国的经验，凡是高资产负债率、高杠杆在海外收购的项目，风险都比较大。因为高杠杆时企业都比较乐观，对后续危险和今后现金流能不能覆盖资金成本没有清醒的认识，这才敢用很高的杠杆。一旦收购以后，发生一些没有料想的情况，高杠杆就使得风险非常大。很多企业在海外经历过的艰难阶段，往往是由于对风险估计不够，除了对当地工会、文化冲突估计不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面临巨大的偿债压力，企业的现金流出现了问题。此外，企业“走出去”要强化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形象，淡化政府色彩，避免外国设障、攻击，这样才能提高成功率。

　　第二，产权归属要清晰。要责任明确，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谁决策谁负责，谁承担风险谁获得收益。要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和公司治理结构，防范道德风险。

　　第三，“走出去”项目应能承担合理的融资成本，确保现金流覆盖资金成本。合理成本有利于筛选出优质项目，保证对外投资经济可持续，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企业在“走出去”时要充分考虑收益与成本的关系以及现金流如何安排等问题，以此来保证对外投资的可持续性，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保障流动性安全。

　　第四，保障资金安全与合理收益。安全第一，建立合理退出机制。

　　第五，要注意社会责任，如环境保护、公益事业、培训当地员工等。有的企业“走出去”时对当地雇员的教育培训没有充分准备，习惯于我的工程我自己干。虽然中国工人吃苦耐劳、具有很好的专业精神，但“走出去”时不能不考虑如何将中国工人和当地工人有效结合起来，因为每个国家在制定外资政策的时都会考虑外资给当地创造了多少就业。

　　第六，要特别注意对外投资的安全问题。为此应审慎评估地缘政治、政变、恐怖袭击、海盗及绑架等投资风险。

　　总的来说，现在海外投资正逢其时。但在看到时机的同时也要把防范风险放在首位，以平常心看待“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