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8月份经济数据公布以来，对于经济增速以及出口下降的悲观预期有所加重。笔者认为，大家对投资、对企业的经营、对整个实体经济缺乏信心，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公众担心政策出现摇摆，担心决策不够坚定。

　　今年四、五月间，正当需要稳定投资以确保在建和续建项目，从而稳定经济增长的时候，有人试图否定已经执行完毕的4万亿投资计划；也有人主张彻底放弃凯恩斯主义。这干扰了公众预期，也对决策造成影响。

　　实际上，中央政府引导的投资规划和整个宏观调控，从来不是只参照凯恩斯主义这一个思路来做的；我们强调适时适度的预调微调等，就是指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2008年四季度开始启动的4万亿投资计划，是横跨两年零一个季度，不是一年内投出去的。如果说这4万亿，包括其引导下的地方投资有一些多的话，笔者认为，至多超出四分之一的比例，是可以容忍的。总体上要肯定4万亿投资的巨大正面作用。如果没有这4万亿投资，恐怕目前的经济形势会更加不利。

　　那么，为了稳定公众对经济和资本市场的预期，宏观政策就不能有太大的摇摆。对于房地产市场也是如此，抑制过度的投资和投机需求，稳定和支持真实的普通居住需求，这一“两手”都要硬的策略，必须十分明确。不能把房地产调控单一地理解为打压房地产市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既要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也要承认房地产市场对经济稳定增长的作用。因刚需释放导致房地产交易回暖，不需要过度紧张；也不要为稳定经济放松对投资性和投机性需求的控制。要保持政策的持续性、稳定性和适当的力度。

　　就中国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来看，多数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末端，原材料供应价格被跨国巨头所控制，销售渠道过于依赖欧美市场，技术方面也没有很多的优势。因此，当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时，国内结构调整的困境就更加凸显。

　　前不久三大家电销售商的价格大战很引人深思，中国家电产品的售价是越低越好，还是稳中有涨好？如果中国企业不断地用价格战的方式去竞争，不但不能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反而可能危害经济整体安全。为此，笔者建议重新架构我国的资源价格、产品价格、服务价格三大价格体系。如果这一重大改革不能实现，则结构调整就是空话。同时，还应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真正增强百姓的购买力，这样才能扩大内需，推动消费升级。

　　中央领导同志在今年1月指出，“扩大内需，实际包括两个方面，重点是消费需求，但也包括投资需求”。对于投资需求的适度扩张，全社会要有一个坚定的认识，不要患上“投资恐惧症”。中国有如此大的市场，有如此高的储蓄率，有如此大的城市化空间，投资扩张是必然的；只是，我们要防止低效、重复、不可持续的投资。近期，发改委下达了1万亿投资计划，应当予以积极肯定。

　　就资本市场内部因素来说，笔者认为，一是缺乏强有力的独立的定价权，二是相关改革措施跟进得的比较迟缓。股市制度改革方面，一要完善股改后续政策安排，扩大机构投资者、长期投资者入市的规模。有人提出延长限售股的期限，笔者不赞成。当然，如果大股东根据市场变化、出于责任感主动延长限售期，是可以的。但从监管者的角度，延长销售期则违背市场化的原则。二要建立科学的分红预期机制，既要强化上市公司的分红约束，也要让公众明白分红属于公司治理范畴，分与不分不单纯看是否有的分，还要看是否有利于公司的运营和发展。三是新设立的市场板块要和主板、创业板相互协调、匹配，配套措施要及时跟上。■董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