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源于2008年刺激计划的畸高投资逐渐回落，消费与投资在GDP中的占比将更加均衡。由于内陆地区的消费与GDP比例高于沿海地区，空间再平衡也将对支出再平衡起到促进作用。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这将是一个需要持续十年之久的过程。

　　那么，面对这些形势，中国能够、也应该做些什么呢？

　　现实情况是，外需低迷以及由于需求放缓而引发的库存调整已经削弱了经济增长前景，经济增速因此降低的幅度比去年预期的至少多一个百分点。由于通胀已经放缓，适度扩张政策没有多少风险，但在这些形势下效果有限。

　　对汇率和利率进行重大调整将与更长期目标背道而驰，因而不是切实可行的选择，不过最近增加灵活性的改革是积极的举措。此外，实行经济适用房政策和放开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将有利于推动空间再平衡。

　　实施有利于加强社会服务的财政改革，以缓解当前经济低迷带来的压力也是明智的做法。为私营部门提供更多支持，拓宽融资渠道，让它们能够比较自由地进入国资主导的经济领域，同样是明智的做法。此类举措将有助于实现中国渴望的结构转型。

　　对于那些实际结果经常不及市场预期的中国经济指标，人们应作何理解？最新数据是8月份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9月3日，该指数进一步向下修正，显示企业开展制造活动的意愿降至9个月低点。

　　今年GDP增速可能低于中国政府制定的7.5%目标，这将是20年来最低水平。极端悲观者预计中国经济将经历预期已久的崩溃，而其他人则认为，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更良性的着陆。一些人主张让这个周期自行发展，不要再出台一轮刺激举措从而造成扭曲。还有一些人则关注长期存在的对经济再平衡的担忧。

　　面对这种众说纷纭的局面，人们要记得，中国经济放缓是较长期结构转型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节奏混乱的“扩张-紧缩-扩张”政策周期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切始于4年前的6000亿美元刺激计划，之后为了抑制经济过热中国收紧了政策，而在过去半年里，为应对欧元区危机和美国复苏疲弱的影响，中国则实行了温和扩张政策。

　　但中国的较长期结构转型是朝着一种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转变，这种模式要适合日益成熟的经济体，也就是具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和更低的资源密集程度的经济体。结构转型本来早该启动，但2008年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让经济增长重回不可持续的两位数水平，当时中国经济增速本应逐渐下滑至8%左右的水平。

　　这一转型的特点是两个相互联系的再平衡过程。第一个是商业活动从沿海转向内陆、从城市转向农村的空间再平衡。第二个是从外需转向内需的宏观经济再平衡，内需中从投资向消费的逐渐转变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这种双重再平衡不应被视作目标本身。通过经验比较，我们会发现，失衡通常与成功的增长过程相关，其作用和持续时间各不相同。

　　空间再平衡是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对服务和商品的需求日益扩大以及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人口老龄化的结果。这些趋势拉高了内需与外需之比。交通便利性得到改善的中部省份将逐渐发挥更重要作用，成为连接贸易驱动的沿海地区和消费驱动的内陆地区的桥梁。由于薪资和房地产成本低于沿海地区，在中部地区为国内经济甚至一些出口行业服务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空间再平衡的各个方面都进展良好。中国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速现在快于沿海地区，逆转了30年来的趋势。内蒙古、湖南、四川和贵州等不那么知名的省份去年经济增速都达到14%或更高，而沿海制造业中心则传出订单不断减少的消息。

　　在沿海大城市发展日益成熟之际，这种双速路径吸引了那些希望继续获得20%回报率的外国投资者。河南和湖南等省人口堪比全球前20大国家，而直辖市重庆的人口与委内瑞拉相当，几乎是新加坡的6倍。

　　从外需转向内需的宏观再平衡比预期更早发生，这是因为2008年出台的庞大经济刺激计划吸收了大部分的过剩储蓄——过剩储蓄在2005年至2008年期间催生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受此影响，去年中国贸易顺差与GDP比例从5年前的逾8%大幅下降至2%左右。

　　然而，人们对内需中消费与投资占GDP比重前者低、后者高这种表面失衡现象的担忧有些过度了。这种失衡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扭曲的支出统计数据，包括个人消费中被低估的住房服务数据以及被夸大的投资数据。消费占比被低估的程度可能高达10个百分点。之所以说这种担忧过度，还有一个原因是，尽管全球性危机此起彼伏，但个人消费继续以每年8%-9%的不相配速度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