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上午，厦门大学和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社联合在北京举行“中国宏观经济高层研讨会暨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2012年秋季预测发布会”，发布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2012年秋季预测报告，公布对中国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共六个季度的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预测及相关政策模拟结果，并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评价和展望，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降中趋稳”态势正在确立

　　报告认为：2012年，中国经济尽管遭遇欧元区经济大幅减速、美国经济复苏缓慢的不利外部局势，但是，上半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逐步产生作用，中国经济增长“降中趋稳”的态势正在确立。通过继续采取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会出现大幅度下滑。宏观经济政策应当在继续稳增长的同时将重点转向深化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通过深化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为稳增长创造更好的国内需求基础，为次高经济增长阶段的稳定较快增长奠定基础，通过改善增长的结构，提高增长效率，以促进、保障经济增长的社会福利改进。

　　本次发布是CQMM预测与政策模拟结果的第十三次发布，主要目的有：(1)基于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对2012年下半年和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趋势展开预测;(2)模拟欧元区经济进一步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3)模拟分析再度出台“2万亿元”的财政支出刺激计划对我国未来两年的投资、消费及经济增长的影响;(4)依据模型模拟结果，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评价与展望，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进入2012年，中国经济继续逐季回落。其原因，从长期来看，是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再平衡以及中国经济进入次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果；从短期来看，是欧元区经济衰退导致了中国外部市场萎缩以及国内对房地产行业调控的结果。而经济增速持续回落及欧美经济不确定性提高，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如何看待目前的增长态势，采取适当措施，稳定增长，为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改革及发展方式的转变创造条件，显然至为关键。

　　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课题组经过认真分析，基于谨慎的乐观判断，假定：1.2012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0.3%，2013年为0.7%；美国经济2012年增长2.0%，2013年增长2.3%；2.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2012年继续贬值到6.34，2013年恢复到6.28；3.广义货币供应量(M2)在2012年维持在14%，2013年基本维持14.3%的增速；4.假定央行在2012年的第四季度再降息一次，使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达到5.75%;2013年则维持不变。

　　基于CQMM的预测结果显示：

　　1.GDP增长率预测。预计2012年，GDP增速将下滑至8.01%，同比下降1.29个百分点。但2013年，GDP增长率将回升至8.29%。从季度同比增长率看，2012年第三季度GDP可能增长8.11%，第四季度预计回升至8.20%。

　　2.主要价格指数预测。预计2012年全年CPI将上涨2.9%，同比下降2.52个百分点；2013年，回升到3.27%。分季度看，2012年第三季度是最低点2.24%，之后逐步回升，直至2013年第四季度的3.90%。2012年PPI涨幅将下降至0.3%，2013年可能上升至3.45%。分季度看，2012年第三季度将可能上涨0.48%，之后小幅波动持续上涨至2013年第四季度的3.66%。

　　3.进出口增长率及外汇储备增长率预测。2012年以美元、按现价计算的出口总额预计能增长10.82%，同比将下降9.77个百分点；进口总额增速可能下滑至5.76%，同比下降19.21个百分点。由于进口增速下降的幅度大大超过出口增速的下降，2012年外汇储备预计依然可以增长3.98%，但是同比将下降17.45个百分点。至2013年，随着外部市场恢复稳定，中国进出口增速将有所恢复。以美元、按现价计算的出口增速，2013年预计将达到15.93%；进口总额预计将达到10.88%。外汇储备在2013年将可能增长10.75%。

　　4.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测。2012年，按不变价计算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预计为8.97%，同比下降1.81个百分点；按现价计算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为20.4%，同比下降5.41个百分点。2013年，投资需求将随着经济增速的提高而有所增强。按不变价计算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预计为9.05%；按现价计算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预计为18.34%。

　　5.消费增长率预测。2012年按不变价计算的居民消费总额预计将增长8.27%，同比下降0.88个百分点；2013年将下降到7.18%。2012年按现价计算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增长13.75%，同比下降5.19个百分点；2013年预计将增至18.05%。

　　模型预测的结果表明：

　　1.2012年下半年，由于欧元区经济继续低迷，中国的进出口增速有可能再次大幅度下滑，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下行压力。但是，宏观经济当局如果通过适当降息0.25个百分点并保持M2增长14%左右，同时辅之以适度的财政政策，第三、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将回到8%以上，2012年的中国GDP增速仍可维持在8.01%的水平，CPI将回落至2.9%的较低水平。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将回升到8.29%，CPI因此将有所上升，达到3.27%。

　　2.在外部需求减弱的情况下，2012年的投资需求扩张速度虽然显著减弱，但在货币政策有所松动的刺激下还将保持较快增长；居民消费需求缓慢增长的态势仍然难以发生重大改变。但是，相对投资的大起大落而言，最终消费的波动较小，在经济增长率下探至8%左右，最终消费的相对稳定性在构筑中国经济增长率底部平台的作用开始逐渐显现。这预示着，通过结构调整，改善民生，最终消费的扩大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投资增长将为稳定中国次高增长阶段的增长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2012年，中国经济尽管遭遇欧元区经济大幅减速，美国经济复苏缓慢的不利外部局势，但是，上半年以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已经逐步产生作用，中国经济增长“降中趋稳”的态势正在确立。通过继续采取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会出现大幅度下滑。

　　是否再启刺激政策需考虑两个问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迅速采取了强有力的反危机政策。“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使中国经济在短期内止跌反弹，但是，由于欧美经济复苏一波三折，中国经济从2010年第一季度起，开始进入下行通道，经济连续10个季度下滑。2012年第二季度累计同比经济增长率更是跌破了8%，创下了7.8%的新低。展望未来，近期内，世界经济前景仍然扑朔迷离。欧盟经济不确定性提高，美国经济复苏缓慢。如果欧盟经济陷入进一步衰退，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也将受到拖累。而如果世界经济局势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是否因此将进一步大幅度下滑，甚至进入螺旋形下滑轨道？有感于经济前景难以乐观，国内各界尤其是地方政府关于再度启动大规模投资刺激政策的呼声不绝于耳。但是，在决定是否再度启动大规模投资刺激政策时，有两个问题需要做出研判：第一，如果欧元区经济出现更严重衰退，并拖累美国经济复苏步伐，外部经济因此进一步恶化，其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究竟有多大？因此产生的经济下滑将到何种程度，它是否仍在中国经济发展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第二，再度启动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将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何种影响？

　　基于这一考虑，课题组在本次预测中对上述两种较为极端的情况进行了模拟。

　　一是假定欧债危机发酵升级。2012年下半年欧元区经济进一步减速，全年欧元区经济增长将收缩1%，比基准模型中的假定下降0.7个百分点；2013年进一步减速3%，比基准模型中的假定下降3.7个百分点。受此影响，2012年美国经济增速下滑至1.0%；2013年仅能增长0.6%。同时，欧元对美元进一步贬值，2012年底1欧元可兑换1.11美元，2013年底维持在1.05美元的水平。此外，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依然维持基准模型中的假定。

　　模拟的结果表明：即使外部经济情况继续恶化，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的幅度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2012年GDP增长率将降至7.71%，2013年进一步下降至7.5%，分别仅比基准预测值下降0.31和0.79个百分点。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居民消费具有相对稳定性。当经济增长率下滑到一定程度之后，相对稳定的居民消费逐渐成为构筑国内需求平台的重要力量，开始发挥经济稳定器的作用。其次，外部需求萎缩使投资价格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刺激投资需求扩张。最后，实行适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将降低经济下滑对投资、就业、居民收入的影响，稳定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速度，从而稳定居民消费及国内投资。因此，国内需求的增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使经济增长维持在7.5%的水平上。

　　二是模拟出台新一轮的大规模投资刺激计划的宏观经济效应。假定出台“2万亿”财政支出扩张政策，它必将导致M2进一步提高，假设M2在今明两年分别增长16%和17%，研判其对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及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

　　模拟的结果表明：在当前外部经济环境下(如基准预测所假定)，实施追加“2万亿”财政支出扩张计划的作用有限。2012年的GDP增长率上升至8.25%，仅较基准预测提高了0.24个百分点；2013年为8.86%，较基准预测提高0.55个百分点；而由此带动的信贷及货币扩张，不仅会大幅提升通货膨胀的风险，并且将进一步恶化原已失衡的经济结构。2012年CPI将上涨3.05%，2013年将上涨4.29%，分别比基准预测的结果提高0.15和1.02个百分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今明两年将分别提高0.1和0.6个百分点，而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将分别下降0.1和0.2个百分点。

　　政策建议：重点转向调结构

　　综上，报告认为：

　　1、在各种预测及模拟情况下，经济增长率的最低预测值为7.5%。说明中国经济增长“降中趋稳”的态势正在确立。尽管由于欧元区经济衰退的冲击，将增大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滑的压力，但是，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将使中国经济不会出现大幅度下滑。7.5%的增速是近期可以实现的低线。另一方面，即使为提高增长而出台“2万亿”的投资刺激计划，经济增速也仅能拉升到8.25%(2012年)和8.86%(2013年)的水平，高低区间不过0.5-0.6个百分点。

　　2、为实现这0.5-0.6个百分点的边际增长率，宏观经济政策的成本是相当高昂的。它包括：两年内新增2万亿投资，以及因此增加的政府债务负担；3.05%至4.29%的通货膨胀率；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进一步上升，居民消费占比进一步下降，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各级政府所控制资源占社会资源的比重进一步上升，市场经济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进程再度被延缓，等等。

　　3、高增长代价高昂。2001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10%以上的高增长，这一高增长至少在其后期，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资源、环境、劳工阶层的收入水平为代价的换取高投资(高于均衡状态下的投资)，从而实现高增长的，其负面效用的累积，导致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迫切性。转变发展方式，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要求适当降低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用速度换效益，换资源、环境保护，换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换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实现包容性增长。

　　4、8%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应当视为中国进入次高增长阶段之后的正常增长率。在目前外部经济继续恶化情况下，中国经济尚能保持7.5%及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说明中国经济即使以内需(消费+投资)为主，也能大致支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如果认为8%的经济增长率是中国进入次高增长阶段之后的正常增长率。那么，在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下，不宜再度启动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因为，上一轮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在实现了保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进一步强化了行政控制资源的能力，挤占了市场经济主体资源份额，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提高了政府债务负担，通货膨胀率上升，等等。其中，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急剧上升更是值得关注。

　　截止2010年底，中国政府债务余额约为17.47万亿元，其中，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为6.75万亿元，比2008年末多出1.43万亿元；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则高达10.72万亿元，比2008年末高出5.15万亿元，增长了近一倍。受此影响，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债务之比由2008年的1.04跃升到2010年的1.59。

　　政府债务规模的快速提高产生了诸多不利的影响。第一，规模较大的债务水平挤压了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空间。债务规模增加带来的还本付息需要使相当部分通过发债融资得到的资金必须用来还债，极大地压缩了未来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操作空间。2011年，中央财政债务还本付息支出高达1.35万亿元，与债务发行收入的比值高达86.3%，创下历史新高。这意味，如果将每年发行债务的收入用于还本付息的话，将只有13.7%的发债收入可以投放在其他用途。

　　第二，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的急剧上涨显著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加大了短期偿债风险。2011年，地方政府到期偿还债务的规模高达2.62万亿元，约占到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一半。2012年、2013年的到期偿还债务规模会略少，但仍然超过了1万亿元，分别为1.84和1.22万亿元，在今明两年财政收入增速大幅度放缓的背景下，这将给地方政府带来较大的财政压力。根据2011年审计署发布的第35号公告内容显示，2010年底，全国共有78个市级和99个县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债务率高于100%，分别占两级政府总数的19.9%和3.56%。

　　第三，除了短期偿债压力等微观风险之外，政府债务水平的迅速增加也将造成宏观上的风险。首先，政府举债扩张的最终负担者将是居民。因此，债务规模的增加将导致未来的税费水平提高，造成居民的实际收入减少，消费意愿下降，从而再度扭曲总需求结构，反过来抵消扩张政策的效果发挥；其次，在正常税收增速无法保证如期偿债的情况下，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可以依赖的重要收入来源。因此，较高的债务规模将不利于财政体制的调整，也难以遏制地方政府放松的房地产限制政策的内在冲动。

　　总之，在当前债务规模较大、发债空间减小、偿债逾期风险较高以及相关的宏观风险背景下，再度推行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无疑将恶化政府的债务负担状况，不利于总需求结构调整、财政体制的改革及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实施。尤其是以如此高昂的成本再度实施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在外部条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所能强制拉动的边际增长又十分有限，无论是从政策的可操作空间，还是从必要性来看，都是无益有害之举。

　　因此，课题组认为，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应当是：适度微调，稳住8%左右的增长速度，将重点转向深化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增长效率上做文章；在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上做文章；在控制政府权限，建立民众有效制约的有限政府上做文章；在降低税赋，控制政府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上做文章；在更好地使财政收入真正用于民生上做文章；在更好地消除垄断，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上做文章，为转向内需拉动为主的次高速增长创造条件。我们相信：一个更有效率，更加包容，从而包含了更多对民生关注的经济增长率，尽管相对较低，但它所能给百姓带来的社会进步和福利改进不仅不会因此稍减，甚至因此而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