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遭遇让学者们创造了‘拉美陷阱’这一概念。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拉美国家之所以没有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而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路径依赖。

　　汇丰银行8月2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为47.8，创下9个月以来最低。PMI是快速及时反映市场动态的先行指标，它包括制造业和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与GDP一同构成我国宏观经济的指标体系。制造业PMI指数在50%以上，反映制造业经济总体扩张；低于50%，则通常反映制造业经济总体衰退。

　　中国已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也越来越有了现实意义。全世界步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为数不少，但能够进入高收入国家俱乐部的却寥寥无几，这说明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只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当代政治经济的客观事实。一度为投资者看好的金砖四国在2012年表现暗淡，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下滑，印度陷入通胀泥潭，俄罗斯和巴西过度依赖资源出口。

　　虽然巴西、俄罗斯的人均GDP基本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但在历史上也是起落反复。尤其是巴西，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创造了“巴西奇迹”，军人强权与技术官僚联手推动巴西进口替代型的经济增长，巴西在十几年间工业化高歌猛进。增长不是没有代价的。军人压制工人运动，为巴西经济增长提供了一支听话的劳动力大军；进口替代的高关税虽保护了国内市场，但也使本国的企业失去了国际竞争力；政府主导之下的大规模投资边际收益递减，浪费严重。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的到来，巴西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一个能源匮乏的国家去大规模地发展小汽车，军政府为了兑现增长诺言而不惜举债增长。依靠当时比较低廉的借贷环境，巴西在此后几年中保持了较高速度的增长，但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1979年保罗·沃尔克（前美联储主席）上任之后大幅度提高利率，国际资本市场风云突变，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一下子陷入了债务陷阱，高速增长戛然而止，人均GDP大幅度缩水，“巴西奇迹”不复存在。

　　巴西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遭遇让学者们创造了“拉美陷阱”这一概念，当然，拉美陷阱的成因很多，比如殖民遗产、大地产制、军人政府、贫富分化等。然而，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拉美国家之所以没有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而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路径依赖。当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利益集团便会强化自身报酬递增的规则，从而压制了那些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组织和行为。跌入路径依赖陷阱之后，制度变迁的动力便会丧失，对于巴西军人而言，只有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才能保持统治合法性，而进口替代模式之下的企业也习惯了高关税的保护而不愿意竞逐国际市场。石油危机、债务危机的爆发既打断了巴西的增长，也为其突破路径依赖提供了机会，80年代开始进行的民主化转型、90年代雷亚尔货币改革都为21世纪巴西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条件。

　　以史为鉴，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个根本原因是释放了市场的力量，本国廉价劳动力和土地与外来技术、资本与市场的结合使中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出口大国。经过三十年的增长，既有的增长模式受制于边际效益递减之困，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即将结束。欧美国家复苏乏力，中国出口市场萎缩，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内外交困，如果继续强化既有增长模式，只是加快进入路径依赖的陷阱而已。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在于高投资与高出口，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更多集中于投资领域，由于缺少公共预算的约束，政府的投资冲动被释放出来，银行成为潜在的财政部，经过一轮投资热潮之后，不少地方政府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当下，中央政府并没有出台刺激计划，而地方政府却竞相出台动辄万亿元的投资计划。经济遇冷，地方政府就撒钱，稍有常识就知道，资本也是有成本的，欠债是要还钱的，而且还要加上利息。

　　政府主导下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价格信号，造成产能过剩，进而形成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应该从要素转向制度、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依靠制度转型释放增长空间。巴西上个世纪的教训表明，当一个国家从增长转向分配的时候，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只有公平分配才能激活人力资源，进而形成内生增长的模式。然而对增长的迷恋往往压过了改革的意愿，没有变轨的魄力与智慧就只能沿着锁定的路径撞到南墙。

　　突破路径依赖需要政府回归本色，成为市场交易的仲裁者而不是参与者。政府权威过度介入市场中，必然会损害市场的非人格化，将过多的个人色彩混杂于市场交易之中，从而使企业家依靠特权而非技术创新去牟利。而一个企业家精神泯灭的市场必然是分利集团，瓜分现有财富而非创造财富的“黑市”。纵观世界经济史，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普遍存在着权力与金钱的联姻，这是附着于国家肌体的恶性癌细胞，有此毒瘤，不骨瘦如柴倒是咄咄怪事。

　　文/孙兴杰

　　作者简介

　　Introduction

　　吉林大学国际关系史博士，理论经济学博士后，多家媒体评论员，著有《超级大国与大国》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