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劲松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工商专业同学会

　　先看近期两条忧喜参半的消息。忧的是，全国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版产业规划，50天内公布逾10万亿元人民币投资计划，以应对当前经济增速持续下行。喜的是，国务院取消和调整了314项行政审批，继续推进还权于社会、市场、企业和民众。笔者在前两篇文章中指出，中国民众的激情、梦想与努力工作固然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动力之源，然而政府角色定位却是成功的关键。

　　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其实也是政府角色定位不断调整的历史。以国务院组成单位的数量作为指标，1982年启动新时期国务院机构改革时为100个；经过1988至2008年5轮改革，目前国务院组成单位已减少至27个。尽管如此，中国依然拥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行政管理体制，在中央层面仍然保有超过1,000项行政审批项目(尚不包括各级地方政府配套或者独创的各类行政审批项目)。

　　从主流经济理论角度看，政府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究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从来都是莫衷一是。古典经济学派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型只能存在于理论之中，而凯恩斯学派的积极干预理念往往在实践中表现为矫枉过正。近年来环球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之后，给人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感觉。究竟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何在？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跨越了传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体制之界限，伴随着经济和金融全球化而成为决策者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以美国次贷危机为例。不可否认，长期低息政策推动资产泡沫，而金融衍生产品进一步推波助澜，最终形成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历届美国政府在宏观经济导向和金融市场监管的缺失，乃至通过准政府机构(如房地美、房利美等)直接推动房地产泡沫的错误，已经成为公认的教训。

　　在欧洲方面，特别是以希腊为代表的推行高福利制度的国家，它们当前所面临的财政危机、货币危机，固然与欧元的天生缺陷息息相关，但是谁又能否认历届政府所建立和维持的庞大公务员体系、推行的全民高福利政策对社会生产效率的极度损害呢？生之者众、食之者寡，这才是生财之大道。

　　再看中国的情况。2009年中央政府主导推出4万亿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虽然在当时为保持整体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所引起的后遗症至今未能消除，乃至造成中央决策者投鼠忌器的局面。如今改由地方政府牵头10万亿计划，尽管有批评者认为不过是「画饼充饥」，但是若地方政府再冠以「维持社会稳定、确保就业率」等理由，不排除中央决策者被迫为此计划护航。如此一来，中国经济将再次失去成功转型机会，而每一次机会的丧失将意味着下一次转型的更大的阵痛和更高的社会综合成本。

　　阻碍民间投资各种限制依然存在

　　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10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从未停止，而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2002年的92.4%提高到2011年的104.1%。但是，阻碍民间投资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限制依然存在：如果「国进民退」过于夸张，那么「民无法进」则是不争的事实。

　　以银行业为例，为了落实国务院「新36条」，银监会5月26日正式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并强调「在市场准入实际工作中不得单独针对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设置限制条件或其他附加条件」。但实际上，银监会仍审慎对待民资控股银行。其理由是「民营企业还没有准备好」。试问：是否银监会「自身没有准备好」，无法防止公司治理结构缺陷，识别和控制关联交易风险？缺乏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不打破国有大银行的垄断地位，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就一定是有缺陷的！而在有缺陷的机制下，激情和梦想所激发出的只能是寻租空间和灰色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