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不应是“权宜之计”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信用货币前提下信用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长期不平衡（或脱离）发展。主要表现在美元充当国际货币体系近乎单一的世界货币地位，使得世界贸易增幅远远超过世界GDP增幅成为可能，不平衡的世界贸易长期拉动着世界经济的增长。

    世界贸易逆差国（美国为代表）可以持续地扩大货币供给来保障贸易需求，世界贸易顺差国能够取得进口国货币（当作宝贵的外汇储备）来延续出口供给。这种世界贸易格局不仅仅造成美元流动性严重泛滥，同样也造成顺差国货币流动性泛滥。

    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生产要素市场化状况、国民收入格局、居民消费水平、物价控制能力等多方面的原因，使得顺差国货币流动性泛滥所引起的国内通货膨胀忍耐能力，远远大于顺差国（美国为代表）对信用经济膨胀的承受能力，从而贸易逆差国首先出现金融危机产生。

    信用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长期不平衡的发展是长期的，同时也是严重的。因此美国金融业整个行业的调整是深刻的，也是根本性的。在此过程中，世界经济调整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将是长期的。

    第三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比前一个月下降0．5％,1992年以来首次出现收缩。欧元区第二季度投资、消费及出口同时下降，导致当季经济收缩0.2%。日本经济可能进入新一轮衰退。第三季度美国消费者支出大幅削减，美国经济折合成年率收缩0.3%，出现了负增长。美国8月份失业率升至6.1%后，10月份又失业率上升至6.5%，为1994年3月以来的最高点。众多美国学家表示，美国经济已确定陷入衰退。

    中国长期推行低成本“比较优势”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使得中国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2003年早在就突破了60%。五年多以来，中国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一直维持在60%以上。2007年全年出口额为12180亿美元，出口额接近GDP（人民币246619亿元）的40%。

    美国是中国商品最大的出口市场，是中国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中国出口增速一直与美国经济增长紧密相连。只要美国经济出现减缓，中国出口就会明显放缓。海关总署的进出口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外贸出口额的增幅下行放缓的趋势明显。中国出口增长减缓已经直接造成总需求减少。

    美国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调整造成的中国总需求缺口将会愈来愈大，这必将对经济产生重大的打击。可以讲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已不可持续。尽快大规模扩大内需以填补需求缺口是当务之急。这不应是一个权宜之计。

　　财政政策对内需的刺激作用更加有效和直接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中国金融调控是及时的，灵活性的。央行适时调整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以保证流动性供应，根据国内经济金融形势的需要，连续两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央行还分别于9月16日、10月9日和10月30日三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银行信贷政策也做了剧烈的方向性调整。

    然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刺激经济的作用是相对被动的，对经济危机的治疗作用更多的是象征意义的。因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利率和营造宽松的融资环境来促进投资和居民消费。但是，如果市场没有足够的盈利能力，仅靠降低融资成本还不足以诱使企业迅速增加投资；居民可支配收入没有增长，加上经济预期就业预期变坏，不可能增加消费支出。

    与货币政策不同，财政政策主要是政府通过减收和直接增加公共支出，影响经济增长。减税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消费需求；减税可以增加企业的盈利，刺激企业增加投资。直接增加公共支出可以集中投资，创造投资需求。因而财政政策对需求的刺激作用显然比货币政策更加有效和直接。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财政政策是政府克服经济衰退，启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手段。

    美联储和主要工业国货币当局应对金融危机的主要措施是向市场不断注入巨额流动性，美国这一政策将会继续持续下去。美元仍将维持弱势，全球仍将流动性泛滥。再加上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一旦市场信心有所恢复，国际资源和资源价格就会重拾涨势，特别是与石油价格紧密相连的农产品价格。

    国际资源和资源价格重新走高对于经济上涨强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而言，他们将直面通货膨胀。同时，美联储激进的货币政策又制约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那种状况将引致新兴工业化国家步入“低增长，高通胀”，中国独善其身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最有效的办法”

    美国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调整造成的中国总需求出现的缺口是主要最终消费品的缺口，而不是投资品的缺口。因此，中国应该直接快速和大规模地启动消费需求，而不是启动投资需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为拉动经济增长，中国1998年开始启动内需，到2004年，7年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实施公路、电网等大型基础设施投资。

    扩大内需措施在2001年以前并没有产生十分明显的效果，只是在中国加入WTO后，效果才显示出来，实际上是有外需的增长与之相配合。现在，这个外部条件已经不存在了。而且，许多行业产能都增加了许多倍，只要经济下滑，钢铁、电力、电力设备制造、机械等许多行业的产能过剩就会暴露出来，过剩程度是1998年无法比拟的。

    消费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约为74%，而我国消费率仅50~60%，且1989年后呈下降趋势。

    中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比重一直偏低，在1216%之间徘徊，如果再加上工资额30%的福利，则在1520%之间。市场经济成熟国家，普遍都在54%65%之间。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比1995年总体增长了5.7倍，平均每年上升16%；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6倍，平均每年增长8%；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2倍，年均增长6.2%。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今年上半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065元，同比增长14.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仅增长6.3%。与中国近些年经济增长的速度相比，可以说并不高。消费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普通居民有钱不花，而在于普通居民实在没有多少钱。因此，对中国来说，大规模减税和增加补贴对消费的刺激作用会肯定会很大。

    减税并加大公共产品和服务投资

    最近，财政部公布了一些税收政策，如股票交易印花税单边征收、暂停征收利息税、出口退税幅度两次提高等一系列财税政策，并下调住房交易契税、暂免征收印花税和土地增值税等。稍加分析可以看出，这些财政措施力度太小，对消费的刺激作用不会太大。笔者主张目前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减税和增加补贴：

    （1）大幅度调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

    伴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地拉大。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也没有超过3%，而时至今日，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国际警戒线0.4，贫富差距已经达到了社会难以承受的地步。

    据统计分析，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737.05亿元，其中65%的部分来源于工资、薪金所得，且中低收入者又占了绝大多数。工薪阶层的工资、薪金所得成了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来源。个人所得税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不公平的税种。出现了穷人税负重而富人税负轻的"逆向调节"局面。

    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制定更趋合理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调低来源于薪金等劳动收入的税率，调高股息、红利、财产转让、租赁等非劳动性收入的税率。目前，应先大幅度调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对劳动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只限于高收入阶层（年度总收入20万元以上）。这样做，可以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尤其是工薪阶层的消费能力。

    （2）降低企业税负

    上世纪80年代，一些西方国家采取减税政策，特别是大幅度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增强企业的资本积累能力和投资能力，摆脱了经济滞胀困境。中国企业名义税率很高，几个主要税种上法定税赋太高，不能抵扣部分太高，营业税重复征税，加上各种不合理的收费、集资、基金和摊派，企业的负担非常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积累功能和投资能力。当前，要切实取消对企业收费、集资、基金和摊派。对劳动密集型中小型微利企业，减半或免除企业所得税，以保障中小型企业正常运作，避免失业群体扩大。免征个体工商户全部税费，鼓励个体工商户发展。

    （3）提高城市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

    中国应该大幅提高老国营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继续提高城市低保标准，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可考虑恢复和提高城市居民的副食补贴，完善价格上涨动态补贴机制，消化食品价格上涨给城市低收入居民带来生活压力。

    （4）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

    在西欧、北欧这些高福利国家，财政的钱有45%以上是用在社会保障上的，美国财政也有1/3上的钱用在社会保障方面。在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大概占到国家财政的12%左右。教育经费、医疗经费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支出持续保持低比例，甚至低于印度、孟加拉以及非洲很多比我们贫穷的多的国家。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社会保障的不健全，正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大履行公共职能的力度，财政必须加大这方面的支出。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环境保护等等支出。加快完成《预算法》的修改。对于教育、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的支出，应该硬性规定其增长速度及其占财政收入比重不低于某一水平。减少绝大多数居民在教育、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消除消费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