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爷已经成为符号。

    当全国各地的倒爷蜂拥而来的时候，满洲里成为地理坐标，踩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在更早些时候，这个中国北方的边境口岸，因为处于对苏(俄)最前沿的特殊地理位置，也顺势成为防“苏修”的堡垒。

    开放总是从最前沿的堡垒撕开一个裂口。满洲里迎来了这个历史机会。

    2008年10月，满洲里已经早早下过两场雪，阳光撒在白雪点缀过的异常整齐洁净的街道上，店铺连绵不断望不到尽头，一片生机盎然之色，看上去，这座副地级城市与中国任何一座地级市比较，都不会逊色。

    满洲里人会说，满洲里“因改革而发展，因开放而繁荣”。但观照历史的进程，一个有趣的映照是：满洲里为开放提供了一条天然的试验通道。

    进入11月，满洲里市政协副主席王之光完成了一份“关于辟建满洲里市为延边开放试验区”政策建议，这是一个先行先试的改革请求。

    中俄双方沟通开放口岸时，王之光在外事部门直接参与相关工作，此后先后出任国有边贸公司经理、满洲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目前，他在满洲里市政协副主席任上代理副市长职责分管满洲里市外贸工作。

    满洲里并不仅仅是部边境贸易发展史。

    “堆货”贸易

    一个口岸，一座城市。

    早在1901年，满洲里就开通了铁路口岸。满洲里的边贸迅速发展，还要等待中苏关系的解冻。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苏之间国家关系恢复正常化背景下，中苏双方之间的贸易开始真正起步，“在这样的政治环境、政策指导下，才会有边境贸易这个事务。”王之光说，在此之前，两国家间只有微量的协定贸易，作为政府间在经济领域中的一种姿态。

    现在普遍施行的协定贸易的规模，往往受制于政治因素的直接影响，边贸的概念是一个润滑剂。“开展边境贸易作为一种新的课题，没有过先例。”王之光说。尽管在建国之后，上世纪50年代曾经有过短暂的民间贸易，但是上世界1980年代企业要怎么恢复这样的制度从而实行边境开放有着“突破尖兵”的显著意味。

    “当时我感觉边贸的开放含着一个深层的意义，就是中苏两国结束过去而面向未来，人们还是要扩大往来交流，友好相处、睦邻相处，所以要通过贸易的方式，实际上是有一种政治理念传递过去。”这是当时满洲里王之光们的普遍理解。

    1978年之后十几年里，满洲里是一座小而幽静的边境小镇，城市人口4万人左右，小镇之小当地有则戏说：抽根烟就可以从东走到西了，嗑把瓜子就可以从南走到北。

    但这毕竟是一座边境城市，边境管理无处不在。出入境需要办理繁琐的各种证件，中俄双方并未在这个地理交汇点上密切往来。

    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到满洲里，在满洲里提出了要主动用民间的力量来推动双边关系和贸易。此时国家管理外贸体制还没有松动，“你们地方可以大胆一点，展现一种友好的姿态。”中央领导的这一表态给当地的官员要“促开放”的想法吃了定心丸。

    到1988年4月份，满洲里当地的“中苏友好协会”利用双方的节日，我们的国庆节，俄罗斯的十月革命节等机会，经过多次谈判，几次往来，每次都提到两国之间要发展贸易往来关系，双方商定，中方成立一个满洲里市边境贸易公司，作为双方联系的一个载体，相应地，俄方成立了后贝加尔职工消费合作社，双方之间有了一个对接的渠道，作为双方贸易的交易棒。

    当时在满洲里外事处工作的王之光回忆说：“当时说的话都是字斟句酌的，因为在外交上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没有准备的话是不能说的，当时的苏联方面也是这样，双方都是互相探底似的。”

    双方的第一批合同就是我们给对方出口地方产的红砖，而进口的是农业机械、五金、工具、配件等。从此，双方逐渐开始了易货，按照当地老百姓的俗称，也称为“堆货”，即用“这一堆”换“那一堆”，如果双方觉得合适，就通过运输工具运来运去，毕竟双方的距离只有陆上距离9公里。

    这9公里实质上成为突破历史的9公里。
   
    满洲里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刘伟和介绍说，1988年我们公布一个通道，就是只面向铁路，中苏铁路员工进出境去工作，去对方换装货物，交接货物，还有国有的外运公司，那是国家当时唯独的这么一个对外搞运输的，所以，是这“三家”的工作人员上下班的一个通道，也就是利用这个通道，双方开始开展对外贸易和人员往来。

    随着国门的打开，双方易货开始了。
   
    俄罗斯的优势在于化肥、汽车，而中方的轻工产品十分抢手，双方的贸易互补性十分明显，“后来不仅仅是在铁路口岸，公路口岸也开始走了。”刘伟和说。

    随着国门的打开，双方人员的往来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大门一开之后，双方都觉得你这个东西我也没见过，中国人一看他们东西也挺好，这是在隔绝之后两个市场之间，对对方都有吸引力，在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都有很大的需求。而这样的易货阶段持续时间并不长，后来转为以货币形式购买。”王之光说，“所以那时候当地有一句话，形容当时的繁荣景象，叫做‘访者相望于道，商贾络绎于途。’满洲里市在1990年代初还提出了自己的口号：励精图治，永创一流，服务全国，奔向世界。”

    边贸公司

    何为有企业诞生，这是科斯定理的追问。在市场的边界之外，企业的诞生是为降低交易成本。回溯满洲里的开放，“堆货”贸易这一市场，最重要的即是大量的边贸公司的涌现，在开放的通道中，民间力量得以最大释放。

    1992年，王之光放弃了外事机关的职位，调至国有的呼伦贝尔盟进出口总公司满洲里公司，成为这家国有的呼伦贝尔盟最大的进出口公司满洲里公司的一把手，开始亲身参与到第一线的贸易实务中，用他的话说，就是“亲自操刀下海了”。从机关到企业，他的整个档案都被转到呼伦贝尔盟，与满洲里市没了人事关系。

    组建边贸公司后，王之光用240吨白砂糖换回了俄罗斯的1000吨旧钢轨，这成为了这家进出口公司的第一笔业务。公司当年实现利润50万元。

    当时满洲里的边贸公司都是从事国内贸易的商品流通这些企业转行过来的，没有做过外贸，没跟外国人打过交道，从交易的品类看，俄罗斯主要“卖”，中国是主要“购”方，主要购入化肥、原木、建材、化学品等俄罗斯的原材料。

    “当时民间的贸易开始逐渐很繁荣，其实真正能体现出边贸的概念，还是边贸公司这一块的业务，这块的量是相当之大，属于真正弥补了国内的市场需求，进口原木、化肥、钢材那些东西等等这些国内需要的一些生产资料。”王之光说。

    逐渐满洲里开始有了更进一步的开放政策，允许私营经济参与边贸。“当时一个边贸总公司下设17个业务部，一个边贸总公司，有17个单位的人。这里头就有一些不仅是国有经济成分了，其他私营经济成分都参与进来了。”王之光副主席介绍说。

    现任满洲里市外经贸企业协会会长、盛源进出口贸易公司总经理董宇，1989年毕业就进入国有的外运公司，一直到1999年成立自己的盛源公司，20年一直从事边贸工作。他说，当时的私营公司也就是原来按照国家政策，国家放开了，允许承包报关了，这样满洲里就成立了报关行，慢慢的容许放开了，大家都纷纷成立起来。“国家的企业是遵循国家的政策，民营的企业灵活性非常大，可以随时地去变动，去改动，哪个抢手的货就投入大一些，比如，像废钢可以一次性进几十吨。”

    “公司那个期间都涌上来，边贸公司的繁荣意义我认为就是锻炼了一批边贸人才，因为外贸的领域涉及到一些法律法规，此外，还需要一些国际收支上的手续以及海关通关、商品检验环节的知识。”王之光说。

    奋力搭车

    1992年之后，开放突然提速。

    3月9日，国务院公布了4座边境开放城市：决定进一步对外开放黑龙江省黑河市、绥芬河市、吉林省珲春市和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四个边境城市，而就是这样的重要批复，满洲里却差一点就没赶上这班车。

    起初，国务院“特区办”在1991年10月份左右基本起草了计划延边开放的四座城市，后因苏联解体等外部环境变化，此事耽搁了几个月时间，直至1992年3月份此事又提回议事日程。满洲里方面得知，在这四座城市中并没有满洲里。

    满洲里方面准备向中央反映自己的心声：满洲里也是对苏的重要口岸，延边开放也应该包括满洲里，因为国务院不直接受理满洲里的文件，满洲里计划先找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以求形成自治区这一级的报文。

    满洲里市的几位领导决定直接找到时任自治区主席布赫。彼时，布赫主席正在北京开人代会，但其行踪在北京属于保密范畴。满洲里的文件又是十万火急。怎么办？

    满洲里官员多方打听，得知布赫下榻于京西宾馆，并且打听到布赫主席早上有散步的习惯。于是，几位官员便在一天早上的6点钟等在京西宾馆，想好用怎样的几句话能打动他，并且把这个事能说清楚。

    在得知满洲里的想法后，布赫主席表示同意申报此事，自治区政府出文件报国务院。就这样，满洲里搭上了沿边开放的班车。

    “能够搭上这班车，这是很不容易的。”王之光说。

    “国家给了开放的政策，人们的思想那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国家认定你之后，那肯定是规模越来越大，什么都进。”刘伟和回忆说，与我们现在向俄罗斯成万辆地出口汽车不同，我们当时是进俄罗斯的汽车，大批大批地进，我们当时一看，人家这车真是好，装载量也大，驱动力也强，又墩实。

    从满洲里市外经贸企业协会会长董宇亲身经历感受，1992年国务院批复满洲里市为延边开放城市之后，1993年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飞速的发展。满洲里口岸开始允许多种经营、多家经营了，“国家给了你这个政策，大家才涌到这来，相中的是你这个口岸，看看能不能依托你这个口岸这个‘宝’去淘金。”

    “满洲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是，首先国家给了政策，地方上也是人们盼发展，求发展，两者结合起来发展繁荣起来了。如果按照过去开放前的满洲里的发展路径，我们自己形容就是一个‘死胡同’。”王之光感慨说。

    “死胡同”和“不二之选”

    由于是边境城市，国家当时的政策不允许边境地区搞大规模的生产加工，满洲里也就不在国家的重工业布局之内，开放之前的满洲里，发展路径贫乏。

    “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模式，就是一个较为纯粹的消费型城市，不产粮，除去煤炭基本上没什么工业，就自己产点大棚蔬菜，生活用品全部得从外地调运，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而这么一直走下去，就永远是个死胡同。”王之光说。

    “满洲里这个地方稀有资源，或者说最大优势也就是在这个地缘的优势上。”刘伟和对记者说，他上世纪70年代来到满洲里时只记得有个机修厂，此外就是煤矿，商业网点也非常之少，只有一个百货公司，粮店也就那么几个，没有其他的，那个时候只是国家对这个地方的人给予贴补。

    身处口岸资源的满洲里在谋划将自己的发展路径转向自己的“天然优势”：这里是以商贸为主的城市，所以应该首先确定“搭平台当先导做服务”的理念。

    外界不清楚，满洲里人很明白，这里一直是中俄国家间的联系纽带，即使中俄两国关系最交恶的时候，贸易往来也没有完全断掉，为什么会有满洲里这座城市？为什么在这里设置这么多中央级的机构？都说明了满洲里在中国外贸中的地位。令满洲里自豪的是，新中国的外贸也是从满洲里起步。

    有了这样的大背景，满洲里的发展路径清晰而坚定起来，“为什么满洲里要求开放的要求这样迫切？归根结底就是地方发展的需求，我们要发展能跟地方财政挂钩的这样的贸易，改变仅仅是一个消费型城市的局面，自己发展的同时，也要给国家做贡献，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强烈的愿望。”王之光说。

    目标确定后，市里的领导在外边跑政策，王之光便在家里写规划，为了沿边开放城市的启动，满洲里专门成立了“边境开放城市前期启动工作办公室”，王之光是办公室副主任，并兼任规划组的组长，他当时规划设定的六个区的概念沿用至今。

    经过近20年的发展，满洲里口岸的运量从1990年初的每年300万吨，到2007年公铁两个口岸加起来的运量达到了2402万；而原来的进出境人员，从每年的三四十多万，到去年，整个口岸进出境人员达到了219万人次。

    “你就看从300万吨，400多万吨，500多万吨，700多万，900多万、1000多万，1400多万、1700多万到2000多万这个过程，就是一部满洲里的改革开放史”刘伟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