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座谈会定调下半年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位置以后，如何稳增长成了焦点话题。不同学派，不同利益导向，不同思想方法都纷纷“建言献策”。在此，笔者对部分观点作些探讨，以期对稳增长政策有更正确的认识，对可能出台的政策有更合理的判断。

　　观点之一，认为应对危机更需要熊彼特而非凯恩斯。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通过新组合而产生新利润的活动，所以，在经济下滑、企业利润下降的危机形势下，熊彼特的鼓励企业家创新精神，使生产更活跃并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的理论是恢复经济增长的应对危机之道。而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干预，没能调动经济中最有生命力的企业活动，不是应对危机的有效方式。

　　这个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熊彼特鼓励的企业家精神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应该贯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但在危机时期，经济周期处于低谷，企业处在非正常的调整阶段，没有扩大投资和生产的意愿。此时怎么能让企业依靠自身的创新来恢复经济增长活力？

　　而凯恩斯主义认为，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私人部门投资和居民消费是经济增长两大驱动力。但在危机时期，利率降到零，出现了私人部门没有投资意愿的“流动性陷阱”，失业率攀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下降，直接影响消费，两驾马车都丧失了动力。危机是市场失灵的结果，私人部门不可能自我调节，经济结构也不可能自发调整，政府必须在应对危机中发挥作用，加大投资力度，创造就业，提振消费，提升私人部门投资意愿。当然，政府如何提升私人部门的投资意愿，有很多值得细究的东西。

　　熊彼特理论倡导的企业家精神，是正常状态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灵魂，显然不是解救危机的理论，而凯恩斯的理论应是更合适的危机解救之道。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政府调动有效投资需求的行为中，注重熊彼特强调的企业活力的恢复和支持至关重要。所以，在中国经济当前争取稳增长的过程中，如何调动民间资金的投资意愿，恢复企业的活力，尽力让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确是政策关键的着力点。

　　观点之二，稳增长究竟以货币政策为主还是财政政策为主。2008年以来，从国外到国内，危机拯救似乎都是以宽松的货币政策鸣锣开道。因此，当稳增长被放在今年下半年经济政策更重要的位置后，宽松货币立即成为对政策预期的主流判断。但笔者认为，这种惯性思维可能误导市场。

　　首先，货币供应量增长需与货币需求增长相匹配，超过有效投资需求增长和货币需求增长的货币发行，会制造经济运行中过剩的流动性。如有效投资需求不足，则未来创造的价值一定低于早期盲目透支的流通中的货币，经济平衡过程必然带来通胀。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主因，是有效投资需求不足而非缺钱，而且很大程度上投资有效需求不足与上一轮导致企业盲目扩张严重产能过剩利润下滑的过度宽松货币政策有关。

　　其次，当前货币政策已比较宽松。二季度名义GDP增长10.34％，M2增长13.4％，货币供应量增长已超过实体经济货币需求增长3.06％，进一步透支货币发行，可能增加经济新的不稳定因素。

　　其三，货币供应存量已达85万亿，其中被物化和资产化可能在25万亿左右，剩下的可能以居民，企业和政府存款余额的形态存在的货币达60万亿之巨，一旦哪怕是部分脱媒，结果就是银行的挤兑和流动性泛滥。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要以实体经济的货币需求为目标。量化宽松政策是解救危机的应急手段，并未对实体经济有实质性作用。若继续按照延续量化宽松的操作思路，脱离实体经济的需求发放货币可能带来更大的麻烦。

　　至于CPI平稳货币政策就应转向，货币政策随通胀变化非紧即松也是对货币政策的误解。财政政策特别是结构性减税政策，有利于改善边际收益较低的中小企业的成本，推动企业有效投资需求的释放。而且财政支出主要以税收为主，不是投资透支的概念，故而稳增长，财政政策唱主角可能更稳妥。

　　观点之三，认为经济增长下滑的多种因素中，最大的问题是政策不稳定。如去年宏观调控政策不变，中国经济或许不会下滑。这个观点很值得商榷。政策是个短期工具，本就是随形势变化而变化的“变量”。所谓政策稳定是指如果形势明显没有改善，有些政策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变。经济分析的基本逻辑，是应先有对形势相对准确的判断，才有对可能出台的政策的合理分析，而不是反过来。

　　笔者最近参加一次国际高端研讨会，前美国经济研究局局长马丁·费尔斯坦与某著名国际投行经济分析师同台讨论今年美国经济形势和可能的政策。马丁先生认为，经济增长会仍然疲软，高失业率会仍是困扰美国经济关键，货币政策应对振兴企业和创造就业做一些事情，QE3对就业改善和经济增长没有什么帮助。马丁先生的逻辑是，形势——政策——形势。形势变化也证明了马丁教授的判断。

　　投行经济学家则认为，美国就业没有改善，美联储一定会推出QE3，因为QE3会推出所以对经济形势持更乐观的预期。其逻辑是政策——形势，明显是逻辑紊乱。因为缺乏对形势的深入分析，也不深究QE3是否能解决问题，直接跳到政策影响环节，在一厢情愿的政策假设下做出的形势判断就有失偏颇了。

　　中国经济短期的问题不是政策不稳定，而是对经济形势和影响增长原因没有弄清楚，受一些似是而非的情绪化表象描述影响太大，信息不对称，导致政策针对性不够。另外，执行严重不力，基层没有动力去推动真正的内需增长点，跳不出过去三十年推动增长的粗放式的思路和方式，急功近利，为增长而增长，遂使政策效果事倍功半，难尽如人意。中国经济很多长期问题和深层次矛盾，实际上是这些短期问题重复叠加累计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