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关于“中国制造”转型阵痛的新闻不绝于耳。日前，世界体育用品巨头阿迪达斯表示，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关闭其在华的唯一一家自有工厂——苏州工厂；在中国代加工重镇东莞，港台集团决定在7月31日前关掉在内地的最后一家工厂……

　　这只是“中国制造”转型阵痛的一个缩影。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已有不少的外资企业将工厂搬离中国大陆，向越南、孟加拉国等东南亚国家转移，或迁回本国。比如，早在2009年，耐克就关闭了在中国唯一一家鞋类生产工厂——太仓工厂；2011年，福特汽车公司宣布把1.2万个工作岗位从墨西哥和中国迁回美国，等等。

　　这些企业之所以选择将工厂撤离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的廉价人力成本红利正在逐渐衰减。据有关机构提供的报告，中国的平均劳动力成本已是东南亚的两倍以上。加上不断上升的土地成本、原材料等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外国投资者选择在更有比较优势的东南亚国家建厂，符合资本的逐利特性，对此无法过多地责难或苛求。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企业做出类似的选择。

　　对于外资企业将生产基地撤离中国的现象，应理性地看待，没有必要过度的恐慌。越南、孟加拉国等东南亚国家虽然具有人力资源成本优势，但“中国制造”在多年来形成的产业协作和配套等优势，是这些国家所不具备的，这就决定了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即使是处于产业链低端的的代加工，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转移到东南亚国家。而在部分外资生产基地撤离的同时，联邦快递、毕马威等一批以服务业为主的外资企业却在积极布局中国市场。

　　更为重要的是，消耗大量能源、资源的生产制造基地，部分转移到其他地区和国家，符合中国政府制定的转型升级发展战略。虽然这些工厂的转移，可能会减少一部分就业岗位，但“风物常宜放眼量”，淘汰掉一部分低端制造业，吸引更多的高端研发中心落户，催生更多的高附加值企业的诞生，是倒逼中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必须经历的阵痛，逃避不了，但是值得。

　　我们认为，应对这种挑战，当务之急则要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特别是内资企业，要抓住当前的战略机遇期，尽快摒弃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原材料成本、环保成本的粗放发展老路，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抢占世界产业链分工的制高点，从而赢得竞争的主动权。

　　除了企业自身的自觉外，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样离不开政府主管部门大力度的政策指引和支持。今年以来，国家多个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民间资本发展的“新36条”配套措施，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一系列的减税政策和措施，最近中国政府刚刚公布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扶持政策，这进一步彰显了中国政府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决心和力度。毋庸置疑，这些政策措施的正面效应将逐渐显现。

　　但需要强调的是，要想彻底纠正中国产业资本泡沫化和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将大量的民间资本快速地吸引到实体经济中来，仍然需要监管层做出大量的工作和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