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高端服务外包困局待解

周洲 |2012-07-05 17:3712667

中国对日软件外包已经不是写代码这么简单了,它正走向高端。但中国承接日本的外包量还不到日本该产业生产总值的1%。要铺平承接日本高端服务外包业务之路,中国企业还需在产品品质和人才培养上加大投入。

由于政府职能不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软件及信息服务产业,商务部负责服务外包业。实际上在业内人士眼中,这两个部门是密不可分的,正是后者将中国可以做软件的概念推向了全球。

大连是中国最早从事离岸服务外包的城市之一,由于地理位置毗邻日本,大连对日本的服务外包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大连承接的对日离岸外包业务,占日本发包业务的70%。

大连软件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孙鹏对《国际商报》记者说,大连软件产业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998年是大连外包的起步阶段,以大连软件园和大连信息产业局的成立为标志。

 2003年之后,中国国际软件和信息服务交易会(软交会)在大连举办,为中外企业、中国企业内部交流搭建了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日本客商了解了中国的外包企业。所以从2003年以后,大连的服务外包产业出现了一个腾飞阶段。

2008年,金融危机的来临使大连服务外包的发展出现了拐点。企业发现,面对成本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低层次外包之路已经行不通了。“中国外包一定要走高端路线。”孙鹏说。而事实上,日本也具有发展高端业务的客观需求。

机遇

日本“3·11”地震海啸后,由于信息安全和电力、能源问题,很多业务要转移到海外,这对中国外包来说是个契机。

孙鹏注意到,从2011年软交会开始,日本客商洽谈和带来的项目已经不仅仅是低端环节,而是整个产业链,包括研发设计、生产加工、测试甚至销售。中国对日外包已经不是写代码这么简单的事情了,它正走向高端。

日本产经省商务情报政策局局长永塚诚一向《国际商报》记者介绍道,过去,日企向中国发包的主要目的在于压缩成本,但近年来已不局限于此。“中国的软件开发能力很强,发包给中国的日本企业越来越多。”永塚诚一说。

中国对日外包以信息外包(ITO)为主,而业务流程外包(BPO)业务较少。

欧美市场的BPO份额较大,日本则稍微落后半拍,目前这个业务刚刚兴起。从2010年开始,软交会上中日企业有BPO交流活动,而此前连续8年中日企业只有ITO交流活动。

 这与日本企业的经营理念有关。欧美企业习惯于“交钥匙”工程,会将业务全部交给接包方,然后总体验收。日本则不会全部交付,而是谨慎地将业务层层发包。

但这两年,据为日本提供消防安全监测软件的南通威英软件有限公司总经理杲先锋的自身体验,他们的客户越来越多地将BPO业务发包过来。

限制

然而,中国承接日本的外包量不到日本该产业生产总值的1%。“不是市场需求不足,是我们的能力、产品品质和人才不够。”孙鹏说。

 银行、医疗保险等BPO业务含有大量个人信息,日商对中国的个人信息安全保证这一条,始终打着一个问号。

日本在2005年出台了《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不允许将含有个人信息的业务拿到海外处理,除非接包方能够很好地保护个人信息。而中国缺少让日本认可的保护方法。

孙鹏表示,日本信息保护认证体系叫P-MARK。为取得日本认可,中国制定了PPA认证体系,目前,全国有十几个城市的90多个企业拿到这个认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日本的信息保护壁垒。

关于人才,孙鹏对《国际商报》记者指出,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很多年:“政府、培训机构和企业都在想办法,但我们只注重人才培养的初级入职阶段。建立软件学院和培训机构解决的是蓝领问题,我们更需要的是中高层人才,需要总经理。一个人能力有多大,就能干多大事业,东软的刘积仁站在那儿,就是几万人的队伍。”

 他认为,人才问题需要有统一长远的规划,不是短期见识,领导干两年换地方了就无法持续进行下去。

考虑到国际通用标准,大连软件行业协会首先想到解决人才技能标准问题。

以前,日本某公司需要100个中国编程人员,中国企业送了几百人去,结果测试不合格,后来又送去了系统工程师,日方认为合格。“他们的编程人员和我们的编程人员不是一个标准。”孙鹏说,“我们总说缺人,缺多少人?缺什么样的人?有了技能标准,才能分析缺什么样的人,然后考虑如何去培养人。”

2005年,中国启动IT技能标准(ITSS),把软件行业按类别分层级。比如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分成1~7级,数据处理分4级。这个标准还包括诸如软件开发6级水平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知识、业务能力等。

目前,辽宁省的标准已经出台,工信部标准今年年底送审,明年有望公布。

孙鹏还强调,不能忽视每个人的职业生涯规划设计。“比如一个一级软件工程师,下一步想做测试,能不能跳到二级测试?对企业来说,这是管理和考核队伍的问题,政府则需要考虑如何规划人力资源、如何满足人才本身需求的问题。”“还有一个承接日本高端业务的限制即为带宽。日本想往大连转移灾备中心,但带宽不够。目前,中国有三个半国际出口,上海、北京、广州各一个,青岛算半个。”“我们希望还能有一个国际出口。”孙鹏说,但这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受到严格管控。

另外,中国规定不能私自使用国外加密软件,需要外商登记备案,但日商不认可这样的规定。

由此看来,中国服务外包铺平承接日本高端业务之路,还有一些规则和理念需要取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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