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术语注释

    在研究国际经济关系问题中使用的术语中存在大量的歧义。因此，从对一些术语的明确界定开始讨论似乎是恰当的。

    沙文主义（Chauvinism）是对本国成就和质量的过高估计和对其它国家的贬低。如此定义的沙文主义不导致任何政治行动。

    爱国主义是人们追求自己国家的繁荣、兴旺和自由的感情。但是爱国主义者关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意见分歧。

    自由贸易派（free traders，也就是过去意义上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这个词派生出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s]，今天这个词被自封的“进步分子”严重污蔑为正统派、反动派或经济保皇派，曼彻斯特派[1]或者自由放任支持者）希望通过自由贸易与和平融入世界范围的国际劳动分工共同体使自己的国家繁荣昌盛。他们不是为了其它国家而是从自己国家的正确理解的或者说长期的利益的立场倡导自由贸易。他们相信即使所有其它国家都采取保护措施，一个国家采取自由贸易也最有利于自身的利益。

    相反，国家主义者（nationalists）相信一个国家除了加害其它国家外无法增进其福祉。侵略性的或者军国性的国家主义致力于武力征服和统治其它国家。经济国家主义致力于通过经济手段加害其它国家增进本国或者某些群体的福祉，例如：贸易和移民壁垒，没收外国投资，拒绝偿还对外欠债、货币贬值和外汇管制。

    如果某些国家相信它们足够强大，有能力通过军事行动扫除他们认为有害于自身利益的外国措施，经济国家主义就导致战争。

    自由贸易者们希望通过消除纷争的根本起因维持持久和平。如果每个人都有在他愿意的任何地方生活和工作的自由；如果劳动力、资本和商品的流动没有阻碍；如果行政当局、法律和法庭不区别对待公民和外国人，公民就不会在意政治边界划分在哪里以及它们自己的国家是大还是小。他们不能从领土政府中获益。在这样一个理想的—-杰佛逊式的—-民主和自由贸易的世界中，战争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相反，国家主义者断定和平本身是邪恶的，战争—-正如英国作家罗斯金所说—-是“艺术以及人类的一切高尚品德和高等能力的基础。”因此，纳粹认为一个国家“总是在做战”是最可取的状态，墨索里尼赞美“危险的生活”。日本人信守同样的信条。

    和平主义（Pacifism）是这样一种信念：消除战争所需的一切就是组建一个国际组织并且建立一个国际法庭，其判决由世界警察部队执行。

    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心灵高尚的创建者们就是受到这类和平主义的引导。他们正确地认识到，专制政府喜爱战争，而民主国家无法从战争中获益，因而倾向和平。但是威尔逊总统及其合作者们没有看到的是：这一点仅仅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自由企业和不受阻碍的市场经济的制度下才有效。在没有经济自由的地方，事情完全不一样。在我们的国家至上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时代，每个国家都渴望自我隔绝并且尽力闭关自守，断定没有人能够从侵略中获益是错误的。每个公民在消除外国政府侵犯其经济利益的措施中都有物质利益。

    闭关自守或者说经济自给自足是完全不存在对外贸易的状态；每个国家都只消费自己境内生产的产品。目前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公开承认它致力于实行闭关自守。但是由于每个国家都急切地限制进口，于是每个国家的出口都同时下降，我们可以把这次大战前十年的经济政策称为闭关自守的。

    II 现代保护主义的兴起

    19世纪60年代，公众舆论几乎一致认为世界即将进入持久的自由贸易与和平的时代。的确，只有一个大国无条件地采纳自由贸易原则：英国。但是在全欧洲似乎存在逐步取消贸易壁垒的普遍趋势。文明的、政治先进的国家之间的每个新的商业协定都带来关税的降低并且包括最惠国条款。李嘉图和约翰·司徒阿特·穆勒、科布登和巴斯夏的学说得到普遍承认。人们乐观地期待着贸易壁垒和战争必将与黑暗世纪的其它残余诸如专制、宗教迫害、奴役、迷信和酷刑一道消亡。

    然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仍然有关税。有两类保护主义国家。

    首先，有长期实行重商主义[2]保护政策的欧洲大陆国家。人们相信这些国家很快就会懂得保护主义不会促进而是严重阻碍其自身的物质利益并且很快会转向自由贸易。

    另一方面，有从前的殖民地，欧洲定居者后裔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早期把进口关税视为向其公民征税的最重要的手段。它们的关税起初仅仅是为了财政的目的。随着经济文明的进步和人口数量的增加，这些关税改变了其性质，给予增长的国内工业以巨大的保护。在19世纪中叶，特别是在美国，关税在这方面已经比当时最保护主义的欧洲国家奥地利和俄罗斯更加有效。然而，乐观论者希望至少美国能摆脱他们视为殖民地历史的遗迹的东西。

    乐观论者完全错了。保护主义国家没有放弃保护，而是提高了关税；不仅如此，自由贸易国家自身也转向了保护。英国和瑞士一度倡导自由贸易，今天却狂热地采取最激烈的经济国家主义方式。

    III 论对外贸易理论

    向保护主义的回归、日益恶化的通过增加进口关税和采用其它阻止进口的新方法、关税体系演变为所有类型的涉外商业交易（甚至旅游、就诊外国医生和在外国学校就学）都需要当局特别许可的体系—-所有这些都不是对外贸易理论变化的结果。保护的倡导者的反驳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的论述的垂死挣扎惨遭失败。他们能够表明的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人口中的一些群体能够从保护中获取暂时利益。但是经济学家们从未否认这一点。经济学家们说的是：

    1. 如果给予生产的一个或者几个分支保护，那些受保护群体获得的利益是以其它国民的损失为代价的。

    2. 如果给予国内生产的所有分支（德语称“lückenloser Schutz der nationalen Arbeit”）同样程度的保护，那么没有人能够得到任何利益。一个人作为生产者得到的收益又作为消费者损失掉了。不仅如此，生产偏离了物理产出最高的线路这个事实损害了每一个人；人们在不那么好的生产条件下生产而一些更好的生产条件闲置不用，这个事实损害了所有国家和个人。

    3. 通过进口限制“改善”贸易收支是徒劳的。除了资本转移（外国投资和外国借贷以及由此产生的支付）和馈赠之外，出售给外国人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正好等于买入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

    4. 对外贸易带来的好处完全在于进口。出口不过是对进口的偿付。如果有可能只进口不出口，进口国不会遭受损失，而是享有繁荣。

    人们一再断言，李嘉图时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他的结论在目前条件下已经不成立了。然而，这也是个错误。

    李嘉图假定不存在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动，但是存在商品的流动。（如果商品也没有流动，那么每个国家都完全闭关自守，也就不存在国际贸易的问题。）李嘉图假定的状况在19世纪发生了变化。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从人口相对过剩的国家移民到条件更优越工资更高的人口相对稀少的国家。今天事情又发生了变化，事态又在与李嘉图时代大体一样了。移民几乎是不可能的。国际资本市场瓦解了。资本家避免对外投资，因为歧视性税收、剥夺和没收、外汇管制和赖债使得这些投资风险太高。那些资本家本可考虑对外投资的国家的政府常常禁止资本出口，因为它们认为它有损于最有影响的国内压力集团——劳工和农业人口——的利益。

    在资本、劳动力和产品完全流动的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物质条件有均等化的趋势。世界上那些自然条件更有利于生产的地方比那些自然条件不那么好的地方吸引更多的资本和人。一些地方人口密集，另一些地方人口稀少。移民和资本流动的自由会消除人口相对密集和人口相对稀少的差异。两者的工资水平和利率同时还有生活水平都会趋同。

    在人口不能自由流动地世界上，一些国家人口相对密集，另一些相对稀少。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有显著的差异。对资本流动性施加的限制强化了这个后果。

    李嘉图表明了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的自由贸易的结果。他的比较成本定律从未被否证。即便所有其它国家都实行保护，一个国家实行自由贸易也最有利于它自身的利益。

    IV 大企业和保护

    对于自封的“进步分子”来说，大企业是一切邪恶的替罪羊。他们说，资本家和企业家的自私的阶级利益把国家推向超级保护主义。现代国家主义不过是剥削者的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伪装而已。

    然而，大企业并不害怕外国竞争。美国汽车制造者和德国电器公司并不害怕人和外国竞争者在它们的国内市场上超越它们。[3] 它们也不要求它们希望出口的国家的保护关税，其实它们的利益被这些国家的进口关税严重侵害。如果它们不打算丢弃这些市场，它们就被迫在被保护的国家建立附属工厂并且以较高成本生产。它们不能向消费者提供在有最优势机会的地方的大规模工厂里生产的商品，而是被迫在不那么合适的地方的较小的工厂里生产大量产品。要是没有保护主义，福特先生永远不会在加拿大、法国、德国和其它一些国家生产汽车。今天的大企业的特征是它们在许多国家有附属公司。它们对于附属企业的生产的连续性没有兴趣。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它们会把全部生产集中到那些成本最低的工厂中。

    如果大企业从保护中获益，那么在这个激烈反资本主义的时代就不会有保护。难以否认，过去几十年所有国家的经济政策的总体趋势是尽可能祸害大企业。

    当前的工商业结构和单个大企业的地点和规模都被调整得适合于保护主义造成的状态。转向自由贸易会引起格局大变动，因为许多工厂目前位于生产成本极高的地方，一旦放开保护，无法与在具备更有利的机会的地方经营的工场竞争。因此，许多企业的既得利益是与自由贸易抵触的。但是这不是保护的起因，而是它的后果。要是根本没有保护，资本家原本不会把资金投在只有在保护下才有可能获利的地方。

    尽管一些企业受到自由贸易的威胁，但是工业的主体和整个国家却不会。相反！如果完成一个单位的产出所需的物理输入较高的生产中止、所需的输入较低的地方的生产扩张，每个人都会获益。

    由于产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和劳动力地移民壁垒，在美国会出现注重那些工资占生产成本的一小部分的生产分支的倾向。这个国家会侧重重工业的扩张而不那么侧重那些需要比较多的劳动力的分支。由此导致的进口既不会带来萧条也不会带来失业。这些进口会被这个国家最优势地生产的产品的出口弥补。它们会提高美国和外国的生活水平。

    美国加工业不需要任何保护。它们—-除了巴黎的时装行业和英国的布料行业这样的一些特殊分支—-是世界顶级的。这个国家里生产的自然条件极为优越，资本的供应比任何其它地方都充裕，企业家的智慧、发明家和设计师的效率以及公认的技能都是世界一流的。工厂的技术设备和企业管理的方法都是无以伦比的。

    支持美国保护主义的主要论据是工资水平论据。据说美国的生活水平必须得到保护，以免受到低劳动成本产品的“倾销”之害。

    美国的工资比几乎所有其它国家都高是因为美国人口相对稀少，而其它国家人口相对过剩。由于移民受到限制，工资水平均等化的趋势没有发生。在那些生产的自然条件不如美国的国家，工资水平必然较低。只有一个方法能够提高中国的极其低下的生活水平：让中国人自由地移民到生产的自然条件更加有利、资本更加充裕、人口相对稀少的国家。

    相对较高的市场真实工资水平—-也就是没有任何工会压力和强制下的工资水平——在美国不是保护主义的结果，也不需要关税的保障。取消关税不会降低美国的生活水平，而是会提高它。美国加工业将会把精力集中在那些它们最先进的领域里。这些产品将在世界市场上换来更多那些由于美国的先进性较低而终止生产的产品。美国消费的总量将增加，而不是减少。

    货币工资水平可能下降。但是工资会比现在被保护措施人为抬高的消费品价格下降得少。

    V 保护与国防

    已经有人说过，国家实行闭关自守是因为它们喜爱战争并且希望不依赖外国的供应。

    真相是，德国采取了闭关自守并且因此希望政府更多地生存空间，也就是说足够广袤的自然资源足够丰富的领土，使得德国人能够以不低于任何其它国家的水平经济自给。

    不仅如此，经济国家主义不是侵略国家特有的现象。爱好和平的国家也和军国主义的人民一样感染了经济国家主义精神。

    或许可以合理地把瑞士给予国内小麦生产的保护（由政府小麦垄断实现）视为国防政策。但是无法用同样的理由说明瑞士对陶瓷、玻璃制品和银盘子的进口限制。这个国家对客车实行了配额制，尽管其国内没有客车生产也没有希望建立客车生产！

    VI 保护与政府对企业的控制

    一个国家的政策是一个整体。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是密切相联的，它们是一个体系。经济国家主义是当今政府干预工商业和国家计划的国内政策的产物，正如自由贸易是国内经济自由的补充一样。在国内自由贸易的国家可以实行保护主义，但是在没有国内自由贸易的地方，保护主义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国家的权力局限于主权所及的领土。它没有直接干预国外状况的能力。只要有自由贸易，外国的竞争很快就会破坏政府对国内工商业的各种干预措施试图达到的目标。当国内市场不在一定程度上与外国市场隔绝，就谈不上政府控制。一国在公共管制和组织方面走得越远，它就越被推向经济隔离。

    我们不必论述经济干预主义，也就是政府干预工商业的主张，能否达到政府和主张这个制度的“进步分子”的目标。其倡导者们—-德国“社会政治家”（Sozialpolitiker）、英国右翼费边主义者、美国制度学派、新政主义者和许多其它团体的温和派—-都认为干预主义作为社会经济组织的永恒形式是可行的。他们声称它距社会主义与距资本主义同样遥远，它是介于共产主义和自由放任之间的对于社会的经济组织问题的第三个解决方案，它保留了两者的优点的同时避免了两者的缺点。然而，现代经济学已经无可辩驳地表明，这个所谓的第三个方法是有悖初衷的，而且政府干预工商业的各种措施不仅达不到既定的目的，而且相反，还必然导致——在政府及其政策的支持者看来——比他们想要改变的状况更加令人不满的事态。

    我们也不必讨论从历史经验中得出的教训。60多年来，所有文明国家的政府都试验过各种模式的经济干预主义。结果总是一样的：惨重的失败。始于19世纪70年代末期、由老皇帝在1881年11月17日庄重宣布的日尔曼帝国的社会政治（Sozialpolitik）[4]和美国的新政都是显著的例子。

    从本文论述的主题的观点看，我们必须强调另外一点。政府对工商业的每个干预举措都提高了生产的国内成本并因而扰乱了竞争的条件。在自由贸易下它会立即导致国内生产商销售额下降，导致产量下降、工人失业。人们很快就会认识到干预主义体系行不通，它引起失业和不良经济。人们会要求回到政府干预之前的状态，也就是取消有害措施。

    但是如果存在阻止外国工商业在本国市场上的竞争或者至少使得外来商品价格更加高昂，那么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国内企业能够通过提高售价应对成本的增加。政府及其政策的支持者们胜利了；他们相信他们的改善工人们的物质福祉的方法已经成功了。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公众为之买单、工人们承受更高价格的负担。工会胁迫和压力造成的工资上涨也是一样。未受阻碍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在美国比在任何其它国家—-新西兰除外—-更高。在美国，劳动的自然条件更好，资本也更加充裕；另一方面，移民受到了限制。如果美国工会试图把工资水平提高到市场水平—-这个水平与世界上其它地方相比的确很高了—-之上，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工会的办法的当下的显而易见的失败只能通过提高价格避免，而这就要求保护。

    如果美国有自由贸易，那么价格——不算运输费——不可能高出世界市场水平。被工会胁迫支付超出经营状况允许支付的工资的雇主必将限制产出并解雇工人。

    如果某个行业出口部分产品，它就处于特殊地位。它无法随意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但是保护主义提供了出路。国内生产商形成卡特尔，在国内市场实行垄断价格，并且用垄断利润的一部分补贴海外底价销售造成的亏损。德国的情形尤为如此。德国由于被迫出口大部分产品，从19世纪70年代末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社会政治（Sozialpolitik）和工会主义（trade unionism）方面远远领先所有其它国家。它的深受赞赏和深负盛名的劳工联盟（Arbeiterschutz）、社会保障和集体谈判制度能够行得通仅仅是因为受到全面保护的德国工业建立了卡特尔并且在国际市场上以比国内价格低廉得多的价格销售。霍亨措伦王朝的社会改良（”soziales Königtum der Hohenzollern”）和德国社会民主……的所谓的成功是显而易见的。工人们作为消费者背负沉重的负担。卡特尔和垄断是德国干预主义的必然产物。

    流行的说法错误地解释了这个事实。这些说法告诉我们，走向垄断是资本主义内在的趋势。德国的那些主张政府控制工商业的人士一再重复说，私有企业一旦放任自流脱离政府的控制就必然导致垄断，而这个内在的趋势使得人们有必要把工商业收归国有。他们无视这样的事实：卡特尔化只是因为政府和议会规定了进口关税才可能实行；法律本身命令企业家们形成卡特尔，如果他们出于自身的考虑拒绝这么做，例如钾碱企业；普鲁士政府自己作为煤矿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加入了煤炭卡特尔。

    当今各国政府和各个政……都在向消费者承诺低价格的同时向生产商承诺高价格。但是由于没有哪个政府有能力使价格低于不受政府干预的竞争性市场上形成的价格，最后的结果永远只是不断上升的价格的政策。政府宣称与垄断斗争，但是它们却从不采取那个会在大多数行业里破坏垄断的基础的措施，即取消进口关税。

    各国政府和议会支持垄断价格，这一点可以清楚地得到它们关于国际垄断方案的行动的佐证。如果保护性关税导致各个国家的国家卡特尔的形成，那么国际卡特尔化在许多情况下能够通过国家卡特尔之间的协议实现。这些协议还得到各国政府的另一个支持垄断的活动—-专利和赋予新发明的其它特权—-的支持。然而，在技术障碍阻碍国家卡特尔形成的领域—-农业生产几乎总是这样—-就不可能建立这样的国际协议。这时政府又干预了。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历史是建立国际条约保障的限制和垄断的国家干预的公开记录。有小麦生产份额、橡胶、锡和糖的产量限制等等。当然其中大部分很快就崩溃了。但是这个失败更多地是由于政府的低效而不是由于政府对竞争性工商业的偏爱。

    我们必须认识到，即使保护主义也无法使政府对工商业的干预起作用并达到其目的。它所造成的一切是或多或少地延迟干预主义的不良后果的出现。它的后果必然最终变得显而易见。通过法规或者工会压力把工薪阶层的收入提高到不受阻碍的市场决定的水平之上的做法必然迟早导致持续多年的失业，保护措施只能延迟但不能消除这个后果。但是干预主义的支持者们追求的正是这个暂时的延迟。它掩盖了他们主张的政策的无效和不当。如果他们的措施的有害后果立即出现，公众会更加迅速理解其无效性。但是由于后果延迟了，政府管制和工会主义的倡导者同时就有机会夸耀说，消费者预期人为上涨的工资和歧视性的税收以及劳动立法加诸工商业的负担会使得工厂无利可图并且阻碍生产是错误的。

    经济国家主义是干预国内经济状况的措施的必要条件。

    VII 债权国的保护主义

    针对进口的关税由债权国实行的时候尤为荒唐。如果债务国根据约定的条款支付利息并且偿还贷款，如果它们不阻挠外国投资者取走挣到的利润，它们的贸易收支就必然表现为盈余，也就是变得有利。与此同时债务国的收支变得不利。当然了，“有利”和“不利”的说法是误导的。当一个富裕国家并从海外接受大笔利息、分红和利润不是不利的。英国在上个世纪（19世纪）是最富裕的国家，正是由于它有非常“不利”的贸易收支。
   
    美国在其光荣的地理和经济的扩张年代为外国资本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投资机会。西欧的资本家提供了美国铁路建设、美国矿业开采和美国加工业所需的资本的一部分。后来美国开始遣返外国人所有的股票和债券；这些举措使得国家贸易收支活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事情发生了变化。美国成为了债权国，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其有利的贸易收支—-在1916到1940年间出口对进口的出超大约是3百亿美元—-有了另外的意义；它是海外贷款和对外投资的产物。

    但是同时，美国的关税政策使得利息和分红的支付对于债务国负担更沉重。同样的政策也为其它债权国家采用，例如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和瑞士。的确，债务国并不热心偿付它们的债务；债务国大多并不十分渴望坚守合同条款。但是债权国的明显损害它们利益的行为给了它们恰当的借口拒绝偿付。它们采取货币贬值、外汇管制、延期偿付等手段，一些国家甚至公然没收和宣布破产。

    债权国的政策在德国赔偿和盟国间债务问题上尤为自相矛盾。如果德国真正用自己的资金—-而不是外国的（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的）贷款—-支付赔偿，这些偿付就必然在接受国的贸易收支中显示为“不利”；它们的进口会出超出口，因为它们得到了赔款。但是这个后果从重商主义的错误学说的观点看是严重的灾难。同盟国既急于要求德国赔款又避免地到赔款。它们根本不知道想要什么。但是德国人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他们不想支付赔款。他们达到目的了。

    同盟国间债务也是一样。

    VIII 集权主义和闭关自守

    德国社会民主……的创始人和政府控制工商业的雄辩的倡导者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的著名口号是：“国家是上帝。”卓越的学者，例如大使哈耶斯（Carlton Hayes）称国家主义是新的宗教，我们时代的信条。

    人们区分左派政……和右派政……。他们说，前者是“进步分子”，支持政府控制企业，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后者是“反动派”，民族主义者。这个区分是错误的。这两个群体的社会－经济主张仅仅在细小之处不同。它们都致力于政府对企业的完全控制。难以决断应该授予这两个集权团体中的哪一个“当代异端的最杰出的思想先驱”的称号。无疑拉萨尔也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先驱，而且是第一个图谋元首职位的德国人。法国人索雷尔（Georges Sorel）倡导“直接行动”（action directe），也就是暴力工会活动和总罢工，他是列宁和墨索里尼的先驱。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经济纲领国家合作制（stato corporativo）是英国公会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的严格翻版；其最清楚明了的表述是英国费边主义者和热情的亲苏作家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的著作：《英国社会主义国家宪法》（A Constitution for a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1920）。不仅墨索里尼，而且许多首要的法国通敌分子和德国纳粹（例如桑巴特[Werner Sombart]）在转向“右倾”之前都阅读马克思著作。

    真相是：现代国家主义是政府控制工商业的国内政策的必然产物。人们已经表明，如果一个国家不是与世隔绝的，那么政府对工商业的控制短期内就会明确地失败。致力于全面统治工商业的政府必须也实行闭关自守。任何国际经济关系都损害其干预国内工商业的权力并限制其主权的行使。如果政权还为其公民与外国工商业竞争的能力所困扰，它就不能声称自己是万能的。政府对工商业的干预的后果是集权主义，而集权主义要求经济自给自足。

    自封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公开国有化全部企业并且吹嘘这个成就的国家—-也是一样。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依赖进口并因此仍然必须生产产品供市场销售，那么非全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是不完善的。这些它们买卖产品的国家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无关紧要。社会主义必须实行闭关自守。

    保护主义和闭关自守意味着对外国劳工和资本的歧视。它们不仅降低人类活动的产出性并因而降低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平；它们还引发国际争端。

    有一些国家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无法用国内资源替工自己的人民吃穿。这些国家不可能搞闭关自守，而是实施征服政策。就他们而言，好斗性和侵略性是他们贯彻政府控制工商业的原则的结果。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是如此。它们说它们要取得地球资源中它们应得的份额，于是它们致力于重新分配盛产这些原材料的地区。但是这些国家不是荒无人烟的，这些国家的人民不会认为自己是矿产和耕地的附属品。他们并没有企盼得过或者意大利的统治。于是出现了纷争。

    IX 当前世界中的主权

    国家主权原则在全世界大社会的框架里并没有阻挠国际劳动分工和所有国家的和平合作，只要每个国家都坚定地坚持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政策。在市场社会（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被动政府[laissez passer]）的社会–经济制度中，政权不是万能的上帝，而不过是—-正如拉萨尔轻蔑地说的—-“守夜人”。政权不是目的，更不是唯一的最高目的，而只是促进公民福祉的手段。对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和不受阻碍的市场交换的认可限制了主权的行使。虽然各国政府形式上自由行使权力，它们却受制于防止国际争端出现的原则的约束。

    如果政权根据经济干预论、政权至上论和社会主义的观念治理国家，那么主权就成为无限的和绝对的。集权政权伪装成全能的、至上的，超越任何原则、法律、准则或者对任何人任何事的顾忌。除了它的“高于一切的利益”什么都无所谓。政权说的就是正确的。

    国家主权这个多余的概念是与当前经济发展的状态不相容的。它无法与劳动的国际分工共存。它导致对所有其它国家的不义并且必然引发争端。

    人类无法从劳动分工的高级形态回到低级形态。每个国家的闭关自守都会非常迅速地损害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今天一个国家没有什么不影响世界上其它地方的国内事务。每个国家在其它国家的经济状况中都有自身利益，因为一国的失误损害所有其它国家。

    如果一个民族主义政府阻碍本国的资源的最佳产出性使用，它就损害所有其它国家的利益。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经济落后挑战着所有那些经济状况能够被这些自然财富的更加有效的利用改善的国家。

    保护主义和闭关自守导致这样一种事态：该国的资源没有在自由贸易下那样充分利用。例如，那些土地最适合种植小麦的国家—-美国、加拿大和阿根廷—-的关税阻碍了制成品的进口这一事实，即使没有欧洲对小麦的关税，也迫使欧洲人在肥沃程度不如那些国家的数百万公顷未耕作的良好土壤的土地上种植小麦。

    一个国家的经济隔绝不仅损害本国公民的福祉。它也同样损害外国人的经济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在上个世纪（19世纪——译者注）中叶英国和法国诱使中国开放口岸、美国对日本采取类似政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