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形势可以这样概括：上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界最大的成功传奇面临最严峻的考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已经相当显著，出口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特点越发明显。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不仅拉动了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且保证了中国在这30多年里不曾陷入如同上世纪80年代的墨西哥、1997年的泰国那样的国际收支危机，居功甚伟。然而，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伴随着这一巨大成功，我们又陷入了向美欧发达国家缴纳廉价消费品和低息融资双重“贡赋”的陷阱，我们庞大且与日俱增的国际储备在次贷危机中风雨飘摇，美国人算计如何进一步巧妙地“赖账”的文章时时见诸美国主流媒体，我们的国民在愤懑地大声疾呼反对“英雄救美”，我们的储备管理部门却不得不继续大规模增持美国国债！

    更有甚者，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本来是提高本国国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但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内在地要求最大限度地压低本国国民的收入，以便增强本国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这一点恰恰与经济发展本来的目标背道而驰。只有依靠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才内在地要求提高本国国民收入，以便为生产创造更多的有效需求，才符合我们经济发展的本来目标。

    近20年来高度依赖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转型势在必行，这种转型又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贸易本身的转型升级，提高贸易的效益；第二个层次是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内需而不是外需拉动。经济增长从高度依赖外需转向更多地依赖内需拉动，具体途径有“分子对策”和“分母对策”两种。前者是让出口减少，后者是推动内需增长更快于外需增长，我们更倾向选择的毫无疑问是分母对策。假如不考虑企业、政府有关部门的预期等因素，要推行这一对策，最好的环境无疑是国内外经济都比较景气，今年的形势却是恰恰相反，次贷危机已经将世界经济拖向1929-1933年大危机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国内宏观经济态势虽然好于美欧等发达国家，增长率却也在逐月降低。内外夹击，无怪乎大幅度强化出口激励措施的呼声在这届广交会上格外强烈。

    毫无疑问，要奉行分母对策，我们就必须防止出口大幅度下滑，但我们要挽救的对象并不是顺差，单纯的强化出口激励措施也很有可能只是重蹈1929-1933年大危机期间各国出口“价格战”的覆辙，只是无谓地让国民血汗肥水外流，却无助于增加出口，提高效益。毕竟，我国在众多产品的国际市场上已经占据了很高的份额，我们目前已有774种制成品出口量世界第一，玩具之类产品“中国制造”所占份额已经高达80%-90%.无论如何加大出口激励措施的力度，指望这类行业出口数量继续维持两位数增速仍然是徒劳的。在当前以“滞胀+金融危机”为特点的世界经济环境中，我们欲强求出口保持20%-30%甚至更高的增长率，未免不切实际。而且，即使中国出口纵向比较已经减速，但横向比较仍然属于高速增长。此外，在国内经济降温的背景下，我国财政收入增幅正在降低，支出项目却与日俱增，盲目增强出口激励措施对我国财政稳定性绝非佳音。除了救助之外，更需要的是帮助企业在新兴市场、流通和品牌环节、进口业务和内销市场等方面开辟新的天地，广交会也需要因应作出调整。

    管子有云：“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我们此前20多年高度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使得我们拥有了全世界最庞大、增长最快的外汇储备，但只要内需不能增长，只要我们不能不主要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我们就很难摆脱“贫国”的境地。调整、转型是痛苦的，却又不可避免；在贸易伙伴经济景气、出口火爆之际，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多半会沦为徒劳，只有在外部危机的压力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才能实现。我们并不反对对出口给予适度的救助，避免其迅速崩盘，但必须适度，不能阻碍经济增长模式转型。单纯的甜言蜜语无济于事，直言相告才是成熟的人所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