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强劲的增长，但同样与世界经济一样面临着转型的巨大压力。2012年，在艰难的复苏进程中，世界经济将面临哪些挑战和风险，中国又如何在复杂的形势下加快转型？为此，《瞭望》新闻周刊专访了前中国驻美国大使、现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

　　在周文重看来，从发展态势看，虽然当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有可能深化，甚至拖累欧洲乃至全球经济复苏，“但只要有关国家携手有效应对，世界经济还是能够避免出现‘二次衰退’，2012年世界经济仍有望维持低速增长态势。”

　　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

　　记者：你如何看待欧洲债务问题的前景？在摆脱这一危机过程中，欧洲面临哪些困难？

　　周文重：欧债危机是内因累积、外因诱发的结果。

　　首先，欧元区经济增长缓慢。1996至2010年的15年，有11年经济增速低于美国。相反，失业率则长期保持在7%以上，高于美国；其次，经济发展失衡一直困扰着欧元区经济；其三，欧元化不断加重的老龄化，将高福利制度的负面影响逐渐凸显出来，政府债务和赤字规模不断攀升，在欧洲边缘国家尤为严重；其四，欧债的最根本原因，是欧元区与生俱来的制度缺陷，欧元区虽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无统一的财政政策，且财政纪律松散，导致部分国家在经济低迷时不是通过改革，而是靠“搭便车”财政赤字、借债来解决问题。

　　短期来看，欧洲政治基本面正在转好，欧洲央行出手救援欧债危机的可能性在增大。但从更远的角度看，欧洲经济的问题在于高福利、制度缺陷。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改革劳动力市场和推进财政一体化。但这涉及到多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改革的过程注定是缓慢、复杂与坎坷的，整个欧元区可能在较长的时期仅能实现缓慢增长。

　　记者：相对于欧洲，你如何评估美国债务问题？

　　周文重：就美国而言，“9·11”以来庞大的反恐开支，规模宏大的减税计划，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引发的信贷过度宽松、过度消费和房地产泡沫膨胀，经济空心化导致实体和虚拟经济失衡，政府和个人债务不断攀升，是美国债务危机生根发芽的肥沃土壤。

　　金融危机则是债务危机爆发的“催化剂”。为应对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财政部和美联储联手推出力度空前的金融救援和财政刺激计划，从金融救援到实体解困，从应急式的“危机处理”到长期性的“结构调整”，其使用频率之高、政策范围之广、实施力度之强实属罕见，使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飙升，加速了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

　　美国两党的政治斗争成为美债危机爆发的导火线。美国债务总额突破上限后，两党为争取更多的政治利益，有意拖延提高债限谈判，谈判多次陷入僵局，进展缓慢，直到最后时刻才达成协议，据此，标普下调美国国债信用评级，成为债务危机爆发的导火线。

　　标准普尔将美国AAA级长期主权债务评级下调至AA+，前景展望为“负面”，意味着美债风险和违约的可能性上升。美债违约采取硬性违约的可能性很小，但软性违约的风险不能小视，即通过大量发行纸币，以美元贬值的方式减轻其债务压力，给债权国带来实际上的损失。

　　记者：近来，美国一直唱衰欧洲，有哪些深层考虑？

　　周文重：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要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同欧洲一样债台高筑，吸收大量外资是美国的应对之策。因此，打压欧洲，令国际投资机构丧失对欧洲的信心，大量资本就会流向美国。

　　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二战以来，美国掌握了世界金融体制的主导权。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给欧洲提供了挑战美国的机会。欧洲针对现行金融体系在监管等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彻底改革的主张，以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加上欧元已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储备货币，占全球货币储备总量的份额不断增加，现已达到27%以上，对美元构成了严重挑战。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导致欧元地位不稳，正是美国希望看到的结果。一些美国知名学者提出所谓“欧元崩溃论”、“欧元终结论”的目的就在于此。

　　全球治理之中国角色

　　记者：全球经济治理面临调整与变革，一方面中国要发挥更大的作用，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另一方面，中国又面临着新兴大国的责任难题，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周文重：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首先要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和恰当的定位。中国是一个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并非一个强国。总体上，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一员的事实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改变。

　　因此，在全球治理中既要有所作为，又要量力而行。一方面，需要通过参与全球治理，与国际社会同舟共济，协同应对；另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首先，中国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负责任，不把自己发展好是最大的不负责任；第二，中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切实履行义务，遵守国际准则和世贸组织规则就是负责任；第三，在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经济你中有我，照顾他国，特别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关切，就是负责任；第四，中国在国际治理体制中积极倡导公平的理念，就是负责任。

　　危机中的机遇

　　记者：目前，低碳经济全球涌动。在德班大会上，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博弈便可见一斑，对于低碳经济刚刚起步的中国而言，中国应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形势？

　　周文重：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潮流正在改变世界经济、贸易格局，加大对新能源和环保产业的投入已成为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应对经济危机，实现绿色复苏的关键着力点。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征，决定了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比发达国家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遵循《京都议定书》的框架精神，主动承担减排责任，将压力转化为机遇，以低碳发展促进先进能源和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而促进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记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国际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机遇与挑战，怎么来理解其中的机遇？

　　周文重：国际金融危机在给中国经济带来冲击和不利影响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许多机会。

　　其一，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提升了。在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国家可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中国不仅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而且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在稳定金融市场、推出刺激计划、缓解欧债危机、改革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希望中国发挥作用。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提高对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知情权、参与权与话语权的有利时机。

　　其二，危机倒逼中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金融危机事实上是以破坏性的方式强迫全球对失衡的增长模式作出调整，必然会大大削弱美国等国家以负债支撑的购买力，从而加剧中国的产能过剩。外需突减，倒逼中国改变严重依赖出口的增长模式，刺激内需和发展国内消费市场；倒逼中国改变过去低成本竞争的模式，通过自主创新提升产业和企业的竞争力。

　　大冲击带来大改革，危机将为中国新一轮改革提供动力。调整经济结构，需要加快能源资源价格的改革；促进内需，需要放宽基础产业和服务业的准入限制，鼓励竞争，破除或减少垄断；促进就业，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而为解决其融资瓶颈问题，需要改革现有金融体系和现有金融监管模式等。

　　其三，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经济再平衡，实际上是对国际利益格局进行的一次重大调整。由于中国相对处于有利的地位，其财政、金融体系稳健，有巨额外汇储备，工业化、城镇化的道路还没有走完，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存在，所以，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这次调整争取尽可能大的利益。中国可以利用国际初级产品价格走低的机会，建立资源能源战略储备，扩大对海外资源的利用；可以利用世界范围的就业不景气，加快建立人才、技术的战略储备；可以利用境外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积极开展海外并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