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在拉美债务危机中遭受重大损失，而日本银行业的资本全球扩张也给欧美银行带来极大威胁。巴塞尔委员会在1988年出台巴塞尔协议Ⅰ，基本出发点就是用银行有限的资本限制其业务扩张，促进国际银行业的稳健经营和公平竞争。尽管巴塞尔协议Ⅰ从一出台就受到各种质疑，但没有妨碍它成为国际金融监管历史上的里程碑。巴塞尔协议Ⅰ首次在国际银行业确立了基于风险的资本监管制度框架，而且也首次在风险和资本之间建立了有机联系，对未来监管制度的完善和优化、对商业银行改进风险管理都奠定了制度基础、提供了理论依据。

　　20世纪90年代，西方金融市场创新层出不穷。由于银行业务无论风险高低，所需要的监管资本基本是一样的，受利益驱使，银行往往倾向于以同样规模的资本承担更大的风险，形成了无处不在的监管套利。汇率、利率的波动使银行的市场风险更加突出。为解决巴塞尔协议Ⅰ的风险覆盖不全面、风险资产分类过于宽泛等缺陷导致的监管资本计量不能准确反映银行的实际风险等问题，巴塞尔委员会于2004年正式公布了巴塞尔协议Ⅱ,构建了以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这三大支柱为主要内容的新的资本监管框架。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银行体系乃至整个经济金融体系造成了严重冲击，众多银行倒闭，经济陷入衰退。金融危机暴露了银行体系和监管的缺陷，为此巴塞尔委员会出台了一揽子改革方案，即巴塞尔协议Ⅲ，并最终于2010年底正式公布。巴塞尔协议Ⅲ的目标是提高银行业应对各种冲击的能力，对巴塞尔协议Ⅱ的框架进行了强化，并首次将流动性要求纳入监管框架。巴塞尔协议Ⅲ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和各国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框架的基本依据。

　　基于上述考察，我们有以下发现：

　　从背景看，三版巴塞尔协议的出台都有其历史背景，是针对当时金融业及其监管存在的问题而制定的。因此我们必须用发展的眼光，既要吸收其合理的成分，又要对未来监管和银行业实践进行深入分析和预测，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做出调整和优化。同时，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监管规则必然主要反映西方金融业的利益，我国在实施时必须充分结合我国国情，真正把握其实质，避免对我国银行业造成大的损害。

　　从目标看，三版巴塞尔协议的目标经历了促进国际银行业稳健经营、促进银行业提高内部风险管理水平，再到促进银行业提升应对各种冲击的能力、提升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的过程。其着眼点从注重国际银行业整体公平竞争，到注重激励银行采用更多更先进的技术和工具提升内部风险管理水平，再到注重通过监管标准的提高达到提升整个银行业抗风险能力。其间，既有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也有发达国家对国际规则的主导与发展中国家微弱的“反抗”。巴塞尔协议的主旨是维护全球范围内银行业的公平竞争和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但也不时被发达国家用来作为掩盖“弱肉强食”的幌子。

　　从驱动力看，管制理论和金融工程的发展支持了三版巴塞尔协议内容的丰富和提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将管制理论运用到银行领域。在“捕获论”(The Capture Theory)、“管制新论”(The New 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ion)、“社会利益论”(The Public Interest Theory)三种最有影响力的管制理论中，“社会利益论”最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该理论找到了管制的依据，明确了管制的意义和努力的方向。该理论认为，由于自然垄断、外部效应和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了市场破产成本上升，管制则被视为消除或减少市场破产成本进而保护公众利益的手段。这一理论支持了监管部门将银行监管从外围修补转到内部调控，对影响银行风险的主要因素进行深入剖析。与此同时，由于数学、统计学、数量经济学的引入，金融工程带来了一系列风险技术的革新，尤其使得对风险的计量成为风险管理最关注的内容。但随着大量复杂的数学公式的引入，风险计量似乎成了风险管理的全部，忽视了风险管理必须基于银行业务和管理实践这一基本常识。

　　可见，三版巴塞尔协议经历了“简单—复杂—简单”“定性—定量—定性”“银行业整体—银行单体—银行业整体”的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辨证哲学。

　　巴塞尔资本协议的

　　三大功能在演变中被强化

　　一是汇集各类风险的平台功能。巴塞尔资本协议除覆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外，还是流动性风险、国别风险、战略风险、声誉风险、信用集中度风险、资产证券化风险以及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等风险的汇集平台。除内部风险以外，银行还要统筹考虑外部监管环境和系统性风险，重视不同风险种类之间的相关性、传染性，加强对间接风险、交叉风险的识别和管理。作为汇集各类风险的平台，资本协议既是全面风险管理的推动力量，也为全面风险管理的落地提供了条件。更重要的是，这种功能既使风险管理更趋专业化，又将各类风险融合为不可分割的一体，银行必须从战略高度、从整体上进行管控。平台功能的实践意义不仅是要求商业银行需要建立物理意义上的技术平台(如数据集市和数据仓库)，更重要的是树立“整合风险管理”的理念，既要为各类型风险确定专业的管理部门，又要为整合风险管理设定专业的队伍。整合风险管理注重考虑各种风险之间的关联性和风险加总的计量方法，强调使用各种计量模型和技术加强对经济周期的预测和分析，强调压力测试对风险预警的作用，强调新型统计技术对风险建模的影响，强调对各类风险模型和技术的统一验证。这些工作必须由一个权威的部门来完成。

　　二是联系风险与资本的纽带功能。在银行的各类风险和整合风险被计量、加总之后，基于巴塞尔协议的逻辑，银行所需要的资本也就可以计量出来了。这种纽带功能使风险管理部门和资本管理部门不能各自为政，风险管理策略必须要考虑资本需求，而资本计划也要充分考虑风险轮廓。为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银行必须不断提高开发、使用计量模型和工具的能力，提高风险计量和风险管理的专业化、精细化水平。为了支持银行的资产增长，银行必须制定切实可行、具有前瞻性的资本补充机制和计划，保持资本水平动态满足监管要求。银行必须将风险资本分配到各业务条线和各分支机构，引导全行优化业务结构。在具体的风险管理流程中，必须准确识别、计量各类风险，平衡风险与收益，更加注重风险调整收益的提高。纽带功能促使银行风险管理的使命从控制风险向经营风险、创造价值和收益的高度提升。

　　三是风险偏好的传导功能。巴塞尔资本协议提供了一系列计量工具和风险管理方法，既提升了单笔和组合层面具体业务经营的专业化和精细化水平，又促进了银行风险管理组织架构的整合、风险偏好的提升、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占用和配置的优化。通过“业务经营－风险度量－资本占用－资本配置－业务经营”自上而下的偏好传导和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馈机制，巴塞尔资本协议架设了银行日常业务经营与发展战略管理的桥梁，为银行改进风险管理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作者系中国银行风险管理总部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