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民币汇率调整那样的明显分歧，也不像知识产权谈判那样的棘手，更不会产生如同反倾销和反补贴那样的不满与对立，清洁能源在中美经贸框架中被看做是既没有摩擦成本同时又能够产生共赢的合作项目。也正是如此，借助着政府高层的强大推动力量，围绕着清洁能源合作的民间商业活动在中美两国之间被演绎得格外鲜活和饱满。

　　战略价值凸显

　　以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作为动力的人类经济增长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应当说，遏止石化能源的消费危机和抑制全球气候变暖并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单方面努力所能奏效，但作为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且碳排放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40%的中美两国所承担的责任却不言而喻。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美两国共同推进清洁能源的研究与开发具有十分相近的战略利益，而这无疑是双方可以寻求合作的最宽泛基础。当然，中美清洁能源的合作除了凸显出全球性意义之外，更多的价值将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合作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上。

　　对于美国而言，中美清洁能源合作所存在的经济利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构造出美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加速器。目前，美国产业结构中金融服务业占到80%，这种依赖于虚拟经济的增长模式所存在的风险已经被金融危机所佐证。正是如此，奥巴马政府提出了打造“绿色能源”新动力的设想。而如果美国能够利用技术优势，加大对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与设备出口，无疑可以使其获得经济新引擎的外部催生力量，加快内生经济机制的生成速度。

　　二、寻找到中美贸易的平衡器。美国对中国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主要源于其对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而按照专家估计，未来15年中国高科技市场的年增长率将达到20%～40%，如果美国放宽相关政策，其相关产品对华出口额可能达到600亿美元，将有效缓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三、锻炼出美国国内就业市场的扩容器。按照奥巴马的“出口倍增计划”，其期望未来五年内实现出口额翻倍，为美国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由于中国清洁能源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投资空间，如果美国企业能够争取到足够的商业机遇，势必带来美国就业市场的扩容。如一台风力发电机，有8000个组成部分，需要200吨钢材，13吨玻璃纤维。如果美国能够与风力发电最盛的中国达成项目合作协议，美国就有可能成为这些部件的产地，从而创造巨大的就业空间。

　　对于中国而言，中美清洁能源合作除了能够推动其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步伐和锻造经济成长新的内生动力之外，还特别具有以下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通过技术引进和吸收利用加快清洁能源的开发，进而缩短对化石能源的依赖周期。中国是煤炭大国，能源需求的2/3和发电量的80%要依靠煤炭，而且在短期内不能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未来中国降碳的外部压力会越来越大；更加关键的问题在于，与对风电、核电等各种清洁能源开发利用受到技术约束一样，中国也面临着对传统化石能源进行改造和替代的技术瓶颈。与此相反，美国却把持和掌握着绿色能源的高端技术，如果中国能够加快技术的引进吸收无疑可以推进清洁能源对传统能源的替代速度。而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的“绿色能源计划”承诺在未来10年内通过绿色技术创造500万个工作岗位，这为中美之间签署绿色技术转让协议提供了可能性。

　　另一方面，清洁能源合作可以使中国最大程度地规避绿色贸易保护主义。目前，碳关税的传闻在许多发达国家和经济体甚嚣尘上。美国众议院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规定，美国有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并且该法案从2020年起开始实施。与此同时，欧盟也在紧锣密鼓地为推动碳关税做技术方面的准备，其针对国外进口企业的碳关税之剑迟早将会落下。在这种趋势下，中国企业如果通过与美国企业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不仅可以有效地利用对方的技术之长，加强自己的碳排能力，而且可以提高自身产品的技术标准和竞争能力，从而规避新的市场风险。

　　市场呼唤技术

　　出于对低碳经济的美好憧憬，全球各国加大清洁能源的开发正成燎原之势。据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发表的题为《谁正在赢得清洁能源竞赛》的研究报告显示，2010年，世界各国对清洁能源的投资超过了2430亿美元，同比增长30%并创造历史新高。而在世界各国中，2010年中国以544亿美元和同比39%的增幅跃居全球清洁能源的投资榜首。因此，美国商务部预测，2020年中国清洁能源市场将达到1000亿美元。

　　中国清洁能源市场的快速扩张主要得益于中国政府为减排所作出的目标承诺以及由此强力推行的各种激励与约束政策。按照中国的新能源规划，到2020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15%来自非化石能源，单位GDP的能耗要降低40%～45%，由此所产生的巨大商业空间为世界各国所罕见。

　　但是，与清洁能源流光溢彩的市场背景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除在电动汽车领域具有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外，其它清洁能源技术却是系统性短缺。据联合国北京办事处的低碳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需要60多项核心技术来实现其降低电力、交通、建筑、钢铁、化学等主要工业领域碳浓度的目标，然而，这60多项核心技术有70%不为中国人所掌握。也正是由于技术能力上的短板，中国企业开发本土清洁能源市场的产业冲动受到了抑制，当然也给在核心技术上完全占据上风的美国留下了巨大的商业空间。

　　剔除合作之绊

　　尽管与传统领域的合作相比，中美在清洁能源市场的合作少了许多的龃龉，但这并不等于双方的合作进程会一帆风顺，合作效果会立竿见影。

　　美国对向中国的高科技出口设障建栏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不过，美国也认识到了对中国的出口管制有点损人而不利己，于是开始迈开出口管制改革的步伐。如准备厘清两份清单的管制界限，简化出口许可证申领步骤，精简执法机构等。显然，美国即将启动的改革还主要停留在程序、管理机制层面的改变，而真正实质性降低出口产品技术门槛的措施还没有出现。特别在是针对中国出口管制的改革方面，由于美方仍然担心向中国出口技术会强化中方的军事实力或者民用技术军用化，美国自然不会根本性地改变对中国的出口态度。另外即便是美国从数量上增加了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也决不会在核心技术方面向中方敞开大门。

　　由于清洁能源具有投资额大、周期长和延续性等特点，如果美国不能在放宽对华出口管制方面做出实质性推动，将直接限制中美清洁能源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相对于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管制，美国更多关注的是中国的市场准入程度以及投资环境的改善。美国商务部的资料表明，中国对外国清洁能源设备的市场准入“非常差”，其表现之一就是外国风力发电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从2004年的75%降到了2010年的26%。另外，美国商务部认为，中国出台的相关自主创新政策实质是对外资企业的排挤之策，其突出表现就是在涉及到每年高达850亿美元的政府采购招标中，外资企业与此无缘。

　　不管美国官方的材料是否属实，但必须承认，中国在开放清洁能源市场方面的确存在一定的顾虑：

　　一方面，中国政府的决策主要基于能否双赢的考虑。以清洁煤为例，尽管发展清洁煤利用技术一直是中国孜孜以求的目标，美国也一直在向中国积极推销碳捕捉和储存技术，但碳捕捉和储存技术纯粹是减少碳排放压力下的技术选择，它会使能源使用效率降低很多，成本上升，这对中国来说显然不是一种双赢的技术合作，由此也决定了中国在开放清洁煤市场方面必须采取比较谨慎的姿态。

　　另一方面，许多清洁能源技术目前还不十分成熟，即使美国愿意向中国大规模输出，但考虑到这些技术的不成熟性所存在的隐患，中方只能通过锁定一定范围的市场来防范试验的代价和风险。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目前自我技术的短缺，如果毫无节制地开放市场，中国清洁能源领域有可能像传统制造业一样沦为加工基地，甚至可能最终受他人控制。对此，中国政府不能不慎之又慎。

　　显然，中美清洁能源的合作既需要双方避免单向思维，又需要彼此之间在更多理解沟通的基础上寻找出能够最终实现双赢的均衡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