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重点应是协调与发展，避免以前的错误。在多极化的世界里，不应忽视发挥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不断壮大的亚洲经济体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

　　现在距离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已近三年，危机所暴露出的全球经济治理的不足之处，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无法回避的课题。

　　全球智库都在思考这一问题。6月最后一个周末，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即聚焦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承办的“全球经济治理与智库作用”分论坛，来自全球的各大智库共同探讨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之策。

　　按照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的说法，现行的全球治理机制包括以条约和国际法为基础的具有约束力的机制，以及为解决特定问题而组成的特设机制和安排两大类。前者包括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后者则包括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G20）等组织。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赛义德看来，上世纪40年代开始建立的现行全球治理框架，存在明显不足，导致了刚刚经历的这场危机。

　　他在分论坛发言中指出，这一框架有三大失败之处，一是对资本的自由流动缺乏有效监管，二是全球经济的不平衡，三是国际货币体系太过依赖美元，要通过建立新的规则，引进新的角色，来解决这三大失灵，“这三件事情正在进行当中”。

　　与旧有体系形成的年代相比，世界经济正在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正在上升，在国际组织中的发言权也在提升，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更加加强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与竞争。

　　与此同时，在复苏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尚在泥淖之中，而发展中国家刚走出危机却又陷入通胀的阴影。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如何平衡各种关系，是全球治理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

　　多元化与协调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的G20，迅速成为当前全球治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印度国际金融中心经济顾问苏曼·贝利甚至将之称为“现在能把全球化的政治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融合在一起的惟一游戏”。

　　如何更好地发挥G20的作用，是诸多智库都关注的话题。

　　“G20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框架，能够逐渐地增加透明度，增加负责任的体制。”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执行董事托马斯·伯恩斯认为，应该有一个体系，让更多的国家能够看到共赢的发展，在实现各自国内目标的同时，也实现国际目标。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院长蔡旭认为，G20的机制化非常重要。到目前为止，G20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机构，由每年的主席国来承担一些秘书处要做的工作。这样虽然可以减少官僚机制，但也使得每年的讨论缺少系统性和协调性，而且容易受到承办主席国的影响。

　　他建议，设置一个多年制议程，并设立一个永久性的秘书处，指导每年峰会的工作。

　　马来西亚亚洲战略与领导力研究所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杨元庆则强调，在多极化的世界里，不应忽视发挥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全球治理的重点应是发展，同时，考虑到亚洲经济体的壮大，应该有更多的发言权。

　　在G20应推动的议题上，多位与会人士表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重要的一项。

　　澳大利亚全球基金会秘书长史蒂芬·霍华德认为，G20应该成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的强大动力，这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基础，应该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更好的作用。

　　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在主论坛上表示，和40年前相比较，除了欧元问世，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基本上没有变化，“这越来越不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格局。”

　　他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行的方案是建立一个主要货币汇率有协调的国际货币多元化体系。

　　世界银行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到2015年，六大新兴国家将会在全球的经济增长中占50%。因此，世界经济货币体系将不会由一个国家来主宰。

　　“除了美元，还会有其他的货币发挥储备货币的功能，欧元、英镑、可能还有日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财新《新世纪》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会不会有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成为储备货币。

　　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领头羊，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出口国。“尽量争取将人民币放在IMF特别提款权（SDR）的篮子里。”黄益平认为，这一目标应以汇率自由浮动和可自由兑换作为先决条件，否则既不能推动SDR的改革，也无助于人民币国际化。

　　“资本项目可兑换已经可以推动了。”黄益平称，中国目前的宏观环境、财政状况、金融体系和外部账户状况，比印尼、印度、俄罗斯等国推动资本项目开放时要优越得多，而人民币汇率实现自由浮动，“现在有条件在两三年以内做到。”

　　而根据戴相龙提出的人民币国际化“三步走”的明确框架：继续推进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全面推进国际货币的双向流动，实现人民币完全可兑换；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彻底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预计15年后人民币会同欧元、美元一起，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

　　长短期权衡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各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世界经济避免了类似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大衰退，出现了缓慢复苏的迹象。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提醒，随着危机最困难的时候过去，对金融危机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会产生不同的认识，这意味着在G20的范畴里，很难对这个问题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和诊断，然后采取有效的措施。

　　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开始面临不同的问题。发达国家增长和债务状况不容乐观。美国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上半年美联储两次调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是否出台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是否进一步提高债务的上限，仍在讨论中。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仍在继续，还存在蔓延到其他国家的可能。

　　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前所长谷源洋（微博）看来，世界经济出现了阶段性减速，但并不意味着二次探底的到来。

　　与此同时，由于危机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胀的风险也在加剧。而对新兴经济体来讲，通胀已经成为现实。

　　主要新兴经济体中，2011年5月巴西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为6.3%，俄罗斯为9.6%，印度为9.06%，其中，最低的中国，也达到5.5%，创34个月以来的最高值，市场普遍预期，6月中国CPI将达到6%以上。

　　“如果说2009年国际贸易的大幅度下降，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第一次冲击波，那么由美元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可能是第二轮冲击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认为，跟上一轮相比，这轮冲击波的破坏性的影响可能要大得多。

　　德国经济研究所的顾问罗尔夫·凯兹勒则认为，在同时面临增速放缓、债务危机和通胀威胁的情况下，需要改变一些财政政策，重点是促进经济的增长。

　　“应该抵制美国在未来会继续出台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国际经济项目主任尤里·达杜什认为，全球不平衡的源头来自发达国家，以及储备货币发行国家的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目前欧元区危机、新兴市场经济体过热、中东政局动荡等带来的风险，应该预先采取政策，防止事情失控。

　　“到2015年，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需要退出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他强调，退出的时间和顺序是非常重要的，等的时间越长，可能遇到的风险会越大，所以“这种紧缩应该来得更早，而不是更迟”。

　　就中国而言，除了紧缩继续，结构调整的机遇也不容错过。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微博）看来，中国正处于转型关键期，更需要将短期因素和中长期问题结合起来。中国的消费率逐年走低，已成为经济失衡的突出矛盾，扩大消费需求，是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内容。

　　“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变革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形成的体制机制。”迟福林认为，只有确立了向消费主导型发展方式转型，发展导向真正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转变，才能对收入分配改革做出一些机制上的安排，中国的增长才会是可持续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