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我国外汇储备正式突破3万亿美元大关，达30447万亿美元。如此巨量的外汇储备在充分显示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现实问题与烦恼，进而引发业界激烈争论。多位专家表示，要卡住外汇储备的增量，调整外汇储备结构，“藏汇于民”、“藏汇于企”，促进外汇资金走出去，并对外汇储备的资产形态作出适当调整。

　　美国财政部16日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1449万亿元，较上月减持92亿美元。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在2010年10月达到顶峰，为1.1753亿美元。在随后的5个月，中国则连续净减持美国国债，但仍为美国国债第一大境外投资者。而根据中国外管局公布的第一季度我国外汇储备3.04万亿美元的数据，美国国债仍占中国外汇储备的1/3以上。而位列第二和第三的日本和英国则分别较上月出现不同幅度的增持。

　　在连续5月减持美国国债后，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终于承认了“中国外汇储备超过中国需要的合理水平”这一世人皆知的事实。然后对于中国外储庞大的仓位而言，无论是波段操作套利还是大幅减仓，似乎都为时已晚。“央行怎么到现在才发现储备过多？中国投资公司对外投资连连失利，谁来承担责任？天文数字的超额储备是通胀最为基础性的原因，央行真该好好反省自己了。”说到外储困局，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激动地表达了自己的不解。

　　曾经最让中国引以为荣的外汇储备，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横亘在经济发展中的一座巨大冰山。难以移除，却又有随着美元的贬值随时缩水融化的可能。

　　外汇储备≠财富

　　30447万亿美元究竟是多大的一个数字？一些“热心”的海外财经媒体帮我们形象地描述了出来:中国的外汇储备足够买下整个意大利；只要动用1/3的外汇储备，中国就可以将美国的四大IT企业:苹果、微软、IBM、谷歌全部收购；只要拿出1/6，就能购买美国曼哈顿和华盛顿特区的房产；拿出一半就可以彻底解决欧洲的财政危机。

　　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时间里，我国外汇储备极其有限。1978年，我国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1996年11月，我国的外汇储备首次突破千亿美元；进入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快速增加、外贸规模不断扩大和利用外资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外汇储备飞速增长；2006年2月底首次超过日本，位居全球之首，同年10月突破1万亿美元，2009年6月底突破2万亿美元，2011年初又突破3万亿美元。尽管今年一季度中国出现了10.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但丝毫未能阻止外汇储备继续创出新高。央行在最新发布的货币政策报告中指出，在国内外经济基本面以及利差、预期汇兑收益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预计未来三个季度，我国仍将保持外汇资金净流入格局。

　　一个国家拥有国际储备的目的是什么？国际金融学给出的答案是非常明确的，即为了防止国际收支逆差和对外清偿手段的不足而做的准备。具体地说，就是为了满足进口的需求以及货币性对外负债清偿的需求，对非国际货币国家来说，还有稳定汇率的需求。

　　外汇储备是一国综合国力提高的表现，也意味着抗风险能力的增强。“外汇储备的增加不仅有利于我国应对能源、资源进口等国际支付的不断增加，应对国际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同时也有利于支持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发展。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保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对保障国际支付、经济安全和金融稳定以及满足国家战略需求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民建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

　　但是，持有国际储备存在着机会成本，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机会成本是指因持有储备而损失的经济发展和现时消费，风险是指国际储备遭受的贬值和本金的损失。因此，一个国家持有的国际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符合国际储备适度规模即可。”黄泽民说。

　　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现代国际金融学的观点看，国际储备只是一个国家对外经济的以备不时之需的支付手段，而不是财富。把国际储备作为财富的思想来指导一国的国际储备的总规模，其直接结果是储备总规模越来越大，最终结果是国内就业和需求的不足、储备资产遭受贬值风险，甚至本金遭受损失。

　　中国现在面临的即是这样一种尴尬。

　　超标外储成沉重包袱

　　其实，外汇储备规模到底多大才是最佳，这一问题有很多答案。黄泽民告诉记者，理论上，一个国家合理的外汇储备应当满足三个指标，一是其3—4个月进口所需要的用汇，二是其10％的对外货币性负债，三是其干预外汇市场、稳定汇率所需要的外汇储备。“再怎么算，中国现存的外汇储备都是合理水平的2倍还多，已经有了尾大不掉之势。”

　　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存在，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鼓励出口的出口拉动导向政策，加之中国廉价的劳动成本和政府的优惠政策，客观上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在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推动下，外汇储备快速增长。

　　而“新增外汇储备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带动下，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和投机性‘热钱’加速流进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表示。同时，人民币结算贸易一边倒地朝向进口贸易，也造成了美元流出的不足。“在跨境结算中的出口贸易，因为人民币用得比较少，所以导致了跨境贸易中出现了货币替代的现象，原来进口企业进口商品要找银行，银行找中央银行买外汇，现在不找了，直接用人民币支付，原先的外汇需求就沉淀在人民银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殷剑峰说。

　　如今，巨额外汇储备给国家经济带来的风险已经不容忽视。“外汇储备变动对一国国内经济的影响将直接导致一国基础货币的供给变动。从统计数据来看，近两年我国CPI指数一直处在相对高位上，今年3月份更是高达5.4％，同时近年来以房地产为首的资产价格的上涨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经济泡沫的存在。因此，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急速扩大极其容易引发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的出现。”郭田勇很是担忧。

　　“其次，高额外汇储备也存在稳定性风险。在预期人民币要升值时，短期投机资本就会高速涌入，而在预期人民币贬值时，它便会迅速撤离。另外，由于我国对短期资本的监管制度不完善，存在一定的漏洞，使得越来越多的游资通过各种合法或者非法的渠道流入我国，这也会导致外汇储备规模的稳定性受到影响。”郭田勇说。

　　连续两年提交提案建议调整外汇储备结构的全国政协委员、中油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兰云升也指出，外汇储备数量庞大，代表相应规模的实物资源流出，而大量的实物资源长期流出，在资源日益紧缺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当前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发达，对国际债权管理还不成熟，过大的外汇储备规模，容易带来巨大的资产贬值风险。而在现行的结售汇体制下，随着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外汇占款投放量不断加大，不仅在总量上制约了宏观调控的效力，还从结构上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

　　谋求根本性转变

　　运用巨额外汇储备对海外实体经济、技术、资源、矿藏进行投资，已经成为管理层疏导外储的一种方法。而面对巨额的外汇储备，多数专家也提出了转变外汇储备模式，变“藏汇于国”向“藏汇于企”、“藏汇于民”转变的建议。

　　“对于外汇管制的调整，我认为把更多的外汇使用权交给企业，交给居民，而不是集中给政府肯定是一个大方向。现在已经开始的提高个人用汇规模和额度的政策我认为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巴曙松表示。

　　“我国应该真正将‘藏汇于民’的政策落在实处。如果能够进一步放松对民间外汇资金用途的管制，解除投资和购买国外金融产品的限制，外汇将可以成为更加灵活的投资工具，其持有意愿将会显著增强，进而政府承担的外汇储备管理压力将可以得到缓解。”郭田勇坦言。

　　“此外，要优化国际储备结构。黄金在储备中的比重应该不低于30％。外汇储备的币种结构按照美元40％、欧元30％、日元10％、其他货币20％的比例，以防范汇率风险。外汇储备的资产形态以外国国债、银行存款以及现金等资产为妥，因此，可以探索渐进式减持美元资产。”黄泽民说。

　　兰云升也持相同观点。“应通过减少美元储备，切实加大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储备，特别是进口依存度高的资源类战略储备，如黄金储备、石油储备、矿山储备以及其他外汇资产等。”

　　同时，他还提出完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进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稳步放宽跨境资本交易限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落实以人民币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等金融政策，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如果人民币能够实现自由兑换并成为重要国际货币，我国对美元等外汇储备的需求就会大大降低。”

　　也有专家表示，无论是鼓励投资还是“藏汇于民”，对于我国的外汇储备现状来说都是杯水车薪，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而根本出路在于，改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升级中国的产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