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巨龙费尽全力，汗流浃背，可惜却有点飞不起来。这似乎就是中国经济当前的写照一方面国内能耗居高不下，电荒蔓延；另一方面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持续下滑，经济活力进一步减弱。这两大因素同时出现，令人费解。如果再考虑到近几个月来一直运行于5%以上的CPI，这一切就更加费解了。

　　昨日，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为51.1，为2010年8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较4月终值51.8回落0.7个百分点。该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在进一步削弱。值得关注的是，50是PMI的荣枯分水岭。

　　经济活力降低，必然带来能源消耗量的下降，但用电情况并不支持这一通常规律。昨日，新华社报道称，国家电网公司预测今年夏天中国的电力缺口可能超越历史上最为严重的2004年。此前，国内对电荒的提法是“2004年之后最严重的”。

　　中国4月全社会用电量3768亿千瓦时（度），同比（比上年同期）增长11.2%，较3月增速降低2.2个百分点，环比下降3.1%，但仍在两位数以上高速运行。

　　经济增长与能耗缘何相悖

　　经济增长动力与能耗出现不同步的矛盾，在近年来并非第一次出现。2009年一季度，曾经出现过一个相反的例子，即经济增长加速，但用电量继续维持低位。对此国家能源局在2009年给出的报告认为：高载能产品“去库存化”是导致“不同步”的突出因素。

　　国家能源局称，高载能产品具有典型的基础性、资源性特征，当经济运行处于上升期，其需求快速增长，而一旦经济运行开始减速或者下滑，对它们的需求则快速下降，价格下跌，库存增加。消化库存是企业削减成本的普遍做法，因此经济周期由低谷走向新一波增长的过程往往伴随着高载能产品“去库存化”。

　　2007年底至2008年上半年，国内外资源价格涨幅较大，市场需求旺盛，国内企业大幅增加产量，而下半年突如其来的需求萎缩使库存大量增加。2008底以来，企业仍在消化库存期间，特别是钢材、油品库存下降较多，支持了GDP的增长，但产量下降或者不生产就不需要用电。因此，短期内，“去库存化”使经济增长与电力消费出现背离。

　　如今的情况是，随着原材料价格进一步上涨、银根的收紧、通货膨胀的加剧，中下游的制造企业信心开始减弱，企业经营方面开始以去前期库存为主。而就消费者而言，他们在4月份的消费增速也进一步放缓了。

　　但是，在整个经济大厦的根基部分，以电解铝、钢铁、水泥等为代表的上游高载能产品则继续高速发展。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化工、建材、钢铁冶炼、有色金属四大重点行业用电量就占到全社会用电量增长的三成以上，其他一些耗能行为的用电量也呈现较快增长。

　　高耗能企业的冲动，缘于去年是“十一五”节能减排的最后一年，不少企业当时遭遇了“拉闸限电”。“十二五”开局之年，告别了“拉闸限电”，地方有GDP政绩冲动，而上述高能耗产业创造GDP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些企业甩开膀子大力生产，于是有了用电量的快速增长。

　　这或许便解释了，为何经济活力降低的同时能耗却在继续高歌猛进。可以预见的是，下游的消费以及采购如果继续低迷，则上游高载能行业的库存会越来越高，最终打击企业生产的积极性。到那个时候，它们自然会降低产量，“电荒”会自动解除。

　　至于通胀，则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高向国内传导，以及金融危机期间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共同导致的。尤其是货币政策的宽松，带来了大量的廉价资金，其中相当部分流向了基础建设领域，从而为高耗能产业提供了资金动力。泛滥的流动性也使得经济容易走向过热。

　　中国经济越来越重？

　　国家电网公司预计今年用电缺口可能超越2004年。然而今年的经济形势与2004年相比却完全不同。中国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速为8.8%，但2004年全年中国的GDP增速高达10.1%，可谓过热。2004年的电力生产增速高达15.3%，当年是中国经济走向重工业化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年。

　　如果查阅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数据，从能耗的角度看，2000年是分水岭，其前后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国家统计局核算司提供的数据显示，1979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energy consumption）开始下降，一直下降到1999年的0.16。2000年，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开始出现上升，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分别为0.42、0.41、0.66、1.53、1.59、1.02。

　　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等于能源消费量年平均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之比。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中国能源及气候项目首席顾问沈岱波（Deborah Seligsohn）在此前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曾指出，2000年至2005年中国能耗上升的主要原因是“重工业增长迅速，交通发展很快”。

　　在此背景下，中国每万元GDP能耗按照2005年的可比价格计算，在2000至2005年期间出现了罕见的上涨。

　　在此后的“十一五”期间，政府规定了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指标，因此整个“十一五”期间能源消费弹性系数整体是下降的。

　　重工业化比重的不断上升，使得中国的GDP越来越重。根据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高帆提供的数据，中国的GDP增长能源弹性系数平均值在上世纪80-90年代很低，仅为0.6，但这个比率在2000年后增加了1倍。中国创造的1美元GDP能源消耗，是欧美发达国家的4-10倍，33种主要产品的单位资源消耗量比国际平均水平高出46%，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8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73%。中国GDP仅占世界总量的4%多一点，但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等的消耗量均达到了世界总消耗量的1/3或1/2左右。

　　而中国长期以来过于低廉的能源价格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能源专家彭喜明在此前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能源、原材料价格较低的情况下，国外高耗能的产业很容易就转移到国内来，较低的能源价格其实是在对高耗能产品的隐性补贴。

　　“若想降低能耗，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理顺能源价格，将能源生产和流通环节造成的环境外部性纳入能源价格中。”彭喜明称。

　　《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0》的数据显示，以中国国内目前的开采速度以及已探明石油储量，储采比仅为10.7年；而煤炭也仅仅是38年。

　　“当前经济是从一个非常高的基数上开始放缓。20世纪90年代，电力消费增速平均低于8%。如果经济效率能够提高，甚至8%都可以带来10%的GDP增长率。在过去的8年间，电力消费以13%的速度增长。”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经济学家谢国忠在为财新网撰文时称，“劳动力、土地、资源和环境尚未充分利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试图维持过去的快速增长在未来十年将是十分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