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强调“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并对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积极推进财税、金融、投资体制和资源环境等领域改革，以及研究推进在一些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改革试点等做出了部署。这都意味着进入“十二五”规划期后，我国改革开放也将进入一个新的攻坚决战期或关键期。它考验着我们的胆识与智慧。

　　一

　　长期以来，中央一直强调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将改革发展稳定的全面推进作为新时期治国理政的重要方略。对于发展，人们耳熟能详的理念，一为“发展是硬道理”；二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特别是通过开展学习贯彻科学发展观活动，实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等已日益深入人心。对于稳定，最简约、最普遍的共识莫过于“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这一有力表述。那么，对于改革呢？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改革和开放表述为“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去年，在庆祝深圳经济特区创办30周年时，温家宝总理也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过去30多年中国的发展变化，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要靠改革开放”。

　　事实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也不会有空前的繁荣与稳定。既使是在发展与稳定方面仍有这样那样的诸多问题，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不能归咎于改革开放，更不能借此放弃或滞缓改革开放，而是只有义无反顾地深化改革、推进改革，才能最终解决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发展与稳定方面的各种实际问题。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认定，改革着实是区别当今中国（时代）与以往中国（时代）的最根本标志，是有效提高新时期发展和稳定水平的最切实保障。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任何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成果和宝贵的战略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意志，最终只会死路一条。在这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万不可有丝毫动摇。

　　二

　　近些年来，全国上下坚持改革开放大方向，在一些具体领域积极尝试与探索，比如在“十一五”期间，全面免除农业税、加快农村综合改革，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更多领域，深入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危机改革”（即危机倒逼改革）特征再次突显，促使成品油税费改革、增值税转型改革、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创业板设立等一批重点改革相继启动……。但是，由于发展一方面已明显进入快车道，举世瞩目;另一方面进一步向前走又碰到一系列新难题（比如环境、资源与人口均衡问题，收入分配与反腐倡廉、社会公正问题等）亟需破解，引人关注；而稳定方面则处于各种问题、矛盾集中爆发的“凸显期”，不少事件还很触目惊心；相形之下，本当相应发力的改革就多少显得有些迟滞、不甚匹配或者“供不应求”了，以致在深化改革、推进改革上离公众预期颇有差距，舆论不时发出这样那样的一些疑惑和忧虑：中国的渐进改革已持续30多年，还有多少可以不紧不慢的余地？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改革是否有望进入倒计时阶段？改革是有成本的。我们到底还要为渐进改革支付多少成本？

　　很显然，深化改革、推进改革肯定有风险，但是，不深化改革、推进改革的风险或许更大。从外部看，周边国家及整个国际竞争环境日趋严峻，几乎所有贫穷国家、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或者试图进行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转型（比如朝鲜金正日也在提议要加强市场供应，古巴截至2010年底已有7.5万多人领取私人经营许可证……）,说明留给我们的“比较优势”空间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从内部看，要如期完成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艰巨使命、规避“拉美陷阱”在中国重蹈覆辙……，都要求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加快深化和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借助于改革这个最具有根本意义的杠杆来撬动“中国时刻”、“中国世纪”,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可以这么说，当今中国最大的（也是最应当致力防范的）风险正在于延误必要的改革。无论从国际地位，还是从国家利益着眼，“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确实已刻不容缓！

　　那么，改革有所迟滞甚至出现某些逆向回潮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主要是改革动力不足（普遍缺失），尤其是出现了某些理论迷误。比如一味认为“只有国有经济才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这就必然“顺理成章”地滞缓国有经济布局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步子，滞缓国有企业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的步子，甚至放纵某些央企因“抢地王”而变成扰乱市场秩序的“殃企”。这样的结果显然有碍于构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因为既然只有国有经济才是执政基础，那么其他经济成分就很容易被看作异己力量，被人为设置种种“玻璃门”、“弹簧门”以及高门槛而不得有序发展，从而固化着落后的行政管理体制，使权钱交易等腐败丛生、权贵资本主义滋长……

　　至于改革动力不足（普遍缺失），实为深层次的矛盾纠结所致，细而析之，一是改革攻坚难度确实加大。多年来，一些浅层次的外围性的改革均已触摸乃至完成，现已步入“深水区”作业，而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往往社会关涉度很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亟需系统设计并正确择机，稍有不慎，极易影响全局的发展与稳定，比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城市批次用地审批制度改革等。再加上渐进改革模式本能地具有求稳倾向或避险心态，因此，知难而退或者不作为就会“被选择”；二是为年深日久的小农意识所束缚。中国虽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加速现代化建设，但依然是一个小农经济汪洋大海般的发展中国家，以“小富即安、容易满足、安于现状”等为基本特征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一遇气候就会作怪为害，困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其后果就是极有可能形成一种令人担忧的危险倾向，即普遍既得利益化。俯察上下纵目左右，当今中国社会几乎无一阶层还怀有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澎湃激情或热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既得利益化。改，欢迎；不改，也罢——这似乎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比如民营企业，本是改革开放的产物，照理应始终具有不可遏制的改革冲动，但得益于改革开放，未必就不会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恰恰相反，当改革欲望为其他既得利益集团所掣肘而陷入无奈时，年深日久的小农意识便很容易乘虚而入，蜕变出不思进取、贪图享受等新贵作派，蜕变出“精神贫瘠”的土壤以及既得利益化的畸形版图。民企如此，遑论国企、政府官员、学者及其他？不改就不改，我打高尔夫不成吗？拿本护照揣怀里不成吗？……这类情绪不一定都要训斥为意志消沉、斗志涣散，但毕竟从一个侧面说明均有退路，当年那种力促改革开放的壮士断腕气概似已不复存在，那种“不改革、毋宁死”的激越情怀似已消弭如烟。胡润富豪榜去年12月20日甚至还发布“乐退报告”，称中国企业家平均45岁可以考虑“乐退”，目前中国有5.5万人具备富足而退的“乐退”条件，“乐退”门槛为资产达到1.1亿元。报告还称，近两年来“乐退”者出国频率持续增长，平均每年四次，比其他富豪多一次，而以旅游为出国目的占到六成。由此来看，解决改革动力不足（普遍缺失）问题，关乎国民素质重构、民族精神再造等重大时代命题，极具尖锐性、复杂性，也极具挑战性、创新性，因而才决定了“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

　　三

　　“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既是当下中国图谋再创辉煌、奋发有为的必然抉择，也是执政党做出的庄严承诺和新的动员令。按照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部署，未来中国将进入一个“加强社会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加强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建立“良性的社会运行体制”，消除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符合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现代性”社会。这就更为紧迫地逻辑地要求“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而在“十二五”期间，则必须“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要素市场改革，加快社会事业体制改革”。

　　为此，在继续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同时，当前还应特别强调“聚精会神抓改革，一心一意促开放”——这具有空前深刻的内在一致性与现实针对性。而向纵深推进改革开放，涉及方方面面，本文拙见主要如下：

　　一要着力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鉴于中国的渐进改革已持续30多年，务求适当提速、加快推进，才能“对冲”已经不无显现的“改革综合症”、“改革疲劳症”。而执政党凭借既有的强大政治优势，“不信东风唤不回”，完全有可能在全社会进一步调动或激荡起促进改革的积极性，整合好深化改革、推进改革的有生力量，以摆脱普遍既得利益化的深度蔓延。这就意味着在新形势下必须着力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在继续尊重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的同时更加注重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动。

　　在加强“顶层设计”中，应特别注意加强对现阶段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阶层及阶层关系，在任何社会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时代，总是处在动态变化之中。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利益取向，决定了不同阶层的组织形态及行为方式。当基本生活水平获得较大改善，并且“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已非遥不可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都会相应发生变化，对于改革开放的态度或者投身于深化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参与力度、强度不可能都一如先前。富足，哪怕仍是较低水平的富足，倘若不能适时或适当引导，也难免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负面拖累或消极因素。相对于其他阶层，每年毕业的几百万大学生以及上亿之众的“新生代农民工”很可能是当前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变量。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几乎别无选择地跻身于波澜壮阔的城镇化建设，对公共服务尤有“内需”。他们急迫享受到跟城里同代人那样的尊严、那样的公共医疗、公共教育、保障性住房等“供给”，不甘于强吞“以人为本”被狭隘为以“城里人”为本的苦果……这就直接对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城市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系等提出了挑战，倘若改革不能跟进，最终使他们沦为“农村不愿回，城镇又不留”的游走一族，就很难说不会演变成我国现实社会的重大不幸。

　　在加强“顶层设计”中，还应特别注意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凡中央研究确定的改革路线、实施方案等，必须明确要求加强统一领导，坚决贯彻执行，“忠于令典，善事上下”，不打任何折扣，有的还应限期完成。比如国企改革，早在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及随后不久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均已确定了非常完备、成熟的方针政策，但近年来却出现了一些背离态势。为了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提高国有资本的效率，国有资本必须具备流动性，即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大的原则是国有经济应该发挥其他所有制经济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其他所有制经济可以替代的领域（比如房地产、商贸、旅游业等），则主要应做好“学会退出”这门功课，以便将弥足珍贵的国有资本集中到国家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内着意控制的“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去。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秩序，应当进一步重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五大以来中央关于国企改革和国资监管的重大方针政策，严明统一领导，严明组织纪律，强调严肃性、连续性以及执行力方面的高度一致性，并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尽快推动并基本完成国企改革，为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作出示范。这也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在现阶段应尽的重要社会责任，条件成熟的还必须限期履责尽职。

　　二要着力培育资本文明（财富文明、公司文明）和市场经济文化。长期的封建道统以及计划经济影响，使我们对资本、资本文明（财富文明、公司文明）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文化一直非常陌生，有时还非常排斥。这也只有坚持推进改革开放，才能逐渐将其奉为“人间正道”。

　　应当理直气壮地在全社会肯定资本文明（财富文明、公司文明）和市场经济文化。因为所谓资本文明（财富文明、公司文明），是我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后取得的宝贵成果，而决不是所谓“原罪”状态的异化物。称之为“文明”，一方面揭示了资本（财富、公司）的客观价值，任何仇视和贬诋都是不恰当的；另一方面也内在地要求资本（财富、公司）的所有者必须懂得怎样恰当地使用好资本（财富、公司）的力量，为人类福祉和社会进步尽其所能。而在这两方面，目前至少都是不尽充分、不尽稳定、不尽完善的，其主要原因乃在于一系列改革尚未真正到位。

　　可喜的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中国正在形成独特的文化框架和气象（景象），一整套专门语汇应运而生，且越来越体系化、系统化，比如治理结构、管理模式、诚信、守法、义利兼顾（以义为先）、资本市场、创业板、企业公民、PE、IPO、CEO、CFO、风险管控等等。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发展中的大国，广泛践行或构建市场经济文化，是当今世界的最大利好之一。但是，应当看到，我国的市场经济文化尚处在初建阶段，还有其脆弱的一面。它同样也必须依托于深化改革、推进改革，以彻底改变官本位、仇富心理、计划经济的陈旧思维以及种种变相做法，方能培本固基，加快其建设步伐。

　　三要着力提高专业化、职业化水平。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成就了数量众多的创业、创富、创牌群体，形成了一定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但总体而言还不够专业、不够职业。这一方面为成长的“自然规律”（时间进程）所决定，不可拔苗助长；另一方面也与外部环境制约有关。

　　比如民营企业，其中相当多数在专业化方面尚处于混沌摸索阶段，表现为主营业务普遍多元化，研发投入有限，产品和服务优化升级的精准性和精细化不足，造成产业和行业沉淀不深，可持续发展前景并非明朗。所以，像华为集团这样专业化水平在世界范围内也堪称领先的企业至今仍是凤毛麟角。而国美电器，相较于业内同行似乎够专业，但黄光裕在职业化方向上为何踉跄乱步？为什么很多民企老板职业化色彩不那么鲜明、强烈、坚定？整个企业界、经济界重视了职业经理人，是否也应同样重视或者更加重视“职业企业家”或者职业化的企业家队伍建设？值得深思！

　　现实的政企关系、资源配置方式、增长模式、业绩考核导向或评价标准等等，对提升各行各业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并非都是正向的、正面的。大前研一著有《专业主义》一书，称专业“是你的唯一生存之道”。所谓专业、职业，其实就是安分守己，就是心无旁骛，就是要像瑞士的钟表匠那样乐于一辈子拨弄那几个零部件，由此才能走向精湛、深刻（或曰“有深度”）。而这都需要通过改革创造出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才能塑造出来——更准确地说，是“逼迫”出来、“约束”出来。但是，人们现在常见一些官员不像官员、学者不像学者、企业家不像企业家……其专业或职业边界十分模糊，似乎什么光环都想要，什么桂冠都想戴，非驴非马，不仅影响社会必要分工，而且形成贪欲竞逐，崇尚浅表，以致学历造假等习以为常，使社会风尚遭遇败坏，这是非常糟糕的。亨利·福特在其自传《向前进》中总结福特汽车公司成功秘诀时，多次提到关键是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能将全部时间和精力用到业务投入中去。中国的各界人士（不只是民营企业）现在能做到吗？倘若不能，那么，是否该叩问一下“为什么”？

　　横向的学习与借鉴永远是必要的，专业与专业之间、职业与职业之间也未必不可跨越、有所兼备，但这都不能成为贪得无厌的代名词，不能成为冲淡“本职工作”和突出主业（主营业务）而向专业化、职业化精深钻研的堂皇借口。当我们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社会环境完善或优化到足以使“陌生的成本”减低，足以使全体公众都心悦诚服地认可和接受这样一个竞争法则——确实唯有勤劳致富、诚信和守法致富、知识和智慧致富，或者足以使民营企业乃至各行各业都不必、不敢、不能在权钱交易等方面煞费苦心，那么，其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一定会有长足进步乃至飞跃。到那时，我国才会真正成为一个知识产权强国或者“创新型国家”，才会真正实现“伟大复兴”而不是低水平的复兴。而只有坚持深化改革、推进改革，在知识产权保护、公民知情权保护（信息公开透明）等方面突破现有体制、机制性障碍，方可预期。

　　四

　　几点结论：

　　1.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能否进一步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应当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执政党和伟大政治家的殷切期许或强烈预期。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把分享和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看作是普遍既得利益化（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城乡居民，原本就是执政为民的生动体现，也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宗旨所在），更不能因客观存在普遍既得利益化的倾向而漠视广大人民群众内心深处对深化改革、推进改革的拥护和支持。但是，在迎来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我们同样也应告诫全体人民、全体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改革正未有穷期”，中国的“蛋糕”远没有做到已经足够大，以致可让所有人都来有滋有味地只顾讨论如何切分或享用的地步了（“分好蛋糕”应当高度重视，但如何“做大蛋糕”仍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讨论分配问题，必须更多地着眼于如何有利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与再解放、发展与再发展，而不能停留在琐细的格局上。或许，这才是最值得追求的社会公正），应当继续谦虚谨慎，砥砺奋进，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须知，科学发展观本身就内含着科学改革观，如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必然要求适当转变推进改革方式一样。

　　2.“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这一重要表述完全能够获得经济学理论的有力支持。因为任何具体的改革措施都会依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而不能指望其一劳永逸，在整个体制（框架）大体成熟之前，必须一波接一波地不间断地推进改革，以致最终完成系统改革。

　　3.改革不是万能的，但不深化改革、推进改革是万万不能的。改革，绝不能冷落或淡弱，否则，不仅无法将现阶段的发展与稳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而且很可能断送已有的发展与稳定成果。

　　如果深化改革、推进改革，或许什么都不是问题；否则，或许什么都是问题。

　　4.要永怀敬畏之心，特别是对普遍规律、普世价值应学会谦恭。比如自由、理性、法制、人权和个人尊严（包括市场经济）等，原本是为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整个人类世界经过广泛实践甚至是用血与火的代价所换来的、凝结而成的，我们没有理由盲目地加以拒绝，特别不应偏执地以“中国特色”为由而沉溺于旧有意识形态的拘囿之中作茧自缚。改革开放的中国，应当更具有一种自信与豪情，只有这样，才能在充分吸收整个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以更加年轻的朝气和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