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贸易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我国已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目前出口额位于世界第一位，进口额位于世界第二位。但在国际贸易中却处于被动挨打、疲于应对的地位，这与我们在基础理论、重大战略研究滞后有直接关系。能否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正当的、合理的、更大的权益，不仅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短期利益，也关系到国家的长期战略安排和长期战略利益。中国在处理国际经贸关系问题上，必须以新的视角重新研究和确立国际贸易基础理论，推动全球重新认识国际贸易规律规则，以公平评价全球化条件下各贸易国的贡献与获取，把争取国际经贸中的正当权益作为国家战略。

　　一、必须重新认识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贸易规律

　　现在国际上争论的很多国际贸易问题，应用的都是传统理论，对于国际贸易一些崭新的规律，缺乏全球化视野，缺乏对现代国际贸易从内生因素、深层次、根本上的认识。我认为，起码应从五方面重新认识国际贸易的规律。

　　（一）国际贸易与世界制造业中心转移有密切关系

　　世界制造业经历了四轮大的转移：第一轮世界制造业中心在欧洲，以英国、德国、法国为主，从反法战争结束维也纳会议开始，直至19世纪中叶，英国制造品出口量占世界制造品贸易量2/3。第二轮世界制造业中心转移到美国，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的工业产值已占到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2/3,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占1/2以上，对外贸易额占世界总量的1/3以上。第三轮世界制造业中心转移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日本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占美国进口商品的比重高达97.4%。第四轮世界制造业逐步转移到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目前制造业产值占全球20%左右，国际贸易占全球10%左右。综上所述，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与世界产业转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世界货物贸易的生成量和流量的改变，一直伴随着国际制造业的转移和要素重组。

　　因此，我们研究一个国家的货物贸易，实际是在研究世界制造业转移后产生的必然结果，研究世界制造业转移后产业布局、产业结构和产品流量发生的变化，研究由此发生的贸易流量和流向的变化。可以断言，随着产业转移、要素重组和全球供应链集成方式的改变，国际贸易的生成地、国际贸易的流量、国际贸易的方向、国际贸易的结构等，还将随之发生变化。

　　（二）国际贸易与全球化大流通快速发展有密切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由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有形货币和无形货币、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等要素禀赋，在全球加速度流通促成的。过去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是在一个国家行政边界内的流通，全球化使更多要素禀赋跨越了国界，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和重组，特别是由于人力资本作用形成的要素集成或重组，使国际贸易的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贸易既有货物贸易的形态，又有服务贸易的形态，服务贸易增幅大大快于货物贸易的增幅。连续20多年，国际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都在2位数以上，服务贸易占国际贸易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4。

　　德国古典空间经济学家奥古斯特·勒施形象地比喻：“国家像大沙漠中的绿洲分离存在着一样，被关税、法律、语言、社会意义、不安全感、命运和其他偶然事情分离着。”但在全球化条件下，国家的政治界线像一条裁剪线，剪断了极其错综复杂的市场网络，而现代流通特别是现代流通在国际贸易中所形成的经济景观，则像错综复杂的市场网络组织中的一条又一条接缝线，把政治境界剪断了的地方连接起来。当现代流通发展为国际化、社会化大流通时，如果不能使整个世界流通顺畅，一国或几国的流通发达，已不能使自身更大程度地获益，人们宁愿以让渡部分国家主权来换取各种要素便利流通，在自由化、便利化的流通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世界各种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等，都是全球化大流通必然产物。

　　（三）国际贸易与贸易生产国可支付的各种红利形成的综合优势有密切关系

　　贸易生产国所在地各种红利优势，是一国或一个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成为国际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的高地、平台或载体的基础条件。包括劳动力红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口红利，包括土地资源红利、矿产资源红利、水资源红利、空气质量等环境红利，也包括社会长期稳定的红利等。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红利越多，其形成的平台或载体对世界产业转移、要素重组和国际贸易的作用就越强。这个平台和载体支付的是这些红利，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产业集聚、要素集聚和技术管理要素等的重新组合，得到的是新生成的制造业总量和贸易总量。这就意味着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讲的比较优势，是指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所谓比较收益，是这个国家通过国际贸易获得的独属于本国的好处。而现代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变成了一个国家由于各种红利集聚，变成可以被世界产业和要素搭载的平台或载体，变成了这个平台或载体对全球投资者、全球产业和全球要素的吸引能力、组合能力和竞争能力，变成了全球投资者、制造商、经销商从贸易生成地所获得的好处，变成了使全球消费者享受到该国综合红利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国际贸易顺差，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从发生在本国的贸易中得到的纯粹的好处，而是本国搭建的平台或载体对全球的付出和贡献。也就是说，在这个平台上，人口红利是我付出的，资源红利是我付出的，环境红利是我付出的，但是全球的产业、全球的要素禀赋在这里重组和配置，在这里产出，在这里形成贸易量。

　　（四）国际贸易与贸易生产国货币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密切关系

　　世界货币体系的变化和调整，是影响国际贸易最大的变量之一。货币既是凸显国际贸易规律的要素禀赋，又是国际贸易发展的产物，还是推动国际贸易加速度发展的内在冲动。贸易生产国的货币既是产出，又是投入；既是贸易的客体，又是决定本国参与国际贸易规模、流向、流速变动的内在经济原因。

　　19世纪当英国成为国际贸易大国的时候，英镑在国际贸易收支中占据了很大比重，是国际资产分配与交易过程中最主要的货币，也是少数和黄金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很多国家想摆脱英镑的束缚，阻止英镑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作用，但都没有成功。当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贸易体的时候，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货币体系使美元成为强势货币，直到目前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贸易结算货币分布中的比重仍在60%以上。在日本成为制造业和贸易大国进程中，日元也跻身于世界主要货币的行列。随着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人民币最终也将成为国际货币，这是贸易规律使然，也是世界市场的必然选择。可以断言，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增长，国际贸易格局的调整和变革，国际货币体系必然将随之调整，成为适应和推动跨国贸易的重要支撑。国际分工将由于世界货币体系的调整，呈现出更加错综复杂的格局，推动产品内和产业内贸易扩大，并带动相关服务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增长，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机会。

　　（五）国际贸易与贸易生成国的创新能力、创造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密切关系

　　当第一轮制造业集中在欧洲的时候，欧洲的创新能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第二轮制造业向美国转移的时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一些重大科技发明转变为产业发展的巨大能力。当制造业集中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时，也正值这些国家和地区创新能力迅速提升时期。当前，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规模最大的是新兴经济体，其中我国是发展最快的经济体，我们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初步形成了创新能力和创造能力。在贯彻落实科学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我国的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又迅速提高，持续创新能力将进一步支撑世界制造业和服务业向我国转移。创新正推动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成为国际贸易新的生成地和聚集地。

　　二、必须重建国际贸易理论和贸易评价体系

　　（一）应抓紧研究建立国际贸易的基础理论

　　当前，国际贸易战越来越激烈，但应用的很多理论却是上世纪过时的贸易理论，必须突破在过去条件下形成的过去时理论，建立崭新的符合国际贸易规律的理论体系。

　　1.应研究建立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全球化条件下，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已经从一个国家与另外一个国家的比较，变成了一个在开放的、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平台或载体与另一个平台或载体的比较，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承接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的能力比较。古典贸易理论在于假定市场竞争是完全的，比较优势是取决于各个国家自己的比较优势，而且一国在某一产业的比较优势是贸易发生的根本原因，每个国家都因其各自的要素禀赋而参与国际分工。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出口国独自的比较优势仍对国际贸易有很大作用，但相当部分国际贸易不是出口国的自身优势，而是出口国可利用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规模经济、技术创新、政策等优势，对全球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的聚合和支撑能力。只有从现代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扬弃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一套新理论，才能重新解释国际贸易领域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迁，这是对全球经济学家的新挑战。

　　2.应研究建立国际贸易中的顺差理论。在制造业第三轮转移之前，一个国家形成的贸易顺差，主要是一个国家出口和进口的比较，如果和一个国家的贸易量出钞超过入钞，净进口标志着这个国家获得了贸易比较利益。在全球化条件下，当代国际贸易的顺差，完全是全球产业转移、全球要素禀赋加速流通集中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表现。比如说中国近年来的贸易顺差，有很大一部分是随着东南亚产业链向中国转移，由过去日本的顺差、韩国的顺差、新加坡的顺差、中国台湾和香港的顺差，变成了中国内地对一些出口国家和地区的顺差。再比如，从制造业基地转移到美国开始，美国的外贸顺差曾经持续了88年，随着制造业向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转移，从1971年开始美国才出现外贸逆差。在制造业向日本转移过程中，日本曾经多年出现贸易顺差，也和美国打了多年的贸易战。现在中国再现当年日美贸易战的状况，也伴随着制造业产业链重组和转移，贸易顺差只是制造业转移的必然结果。美国贸易逆差到现在已经整整40年了，这40年正好是美国从以工业经济为主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的历史过程。因此，贸易顺差不是对哪一个国家的问题，原因要从世界产业转移、产业链重组和全球要素流通去找，要从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贸关系调整的必然结果上找，这是大规模的、最广泛国际分工的必然结果。

　　3.应研究建立关于贸易要素构成的理论。传统的贸易要素构成理论，其要素禀赋主要是有形的要素禀赋，可贸易品主要是货物贸易。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现代科技的发展，不仅有形的要素禀赋加速全球流通，而且更多无形的要素禀赋也进入流通，无形要素禀赋制造的无形商品的贸易，成为增长更快的部分，贸易要素构成和要素的流通方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全球化、国际化、社会化、多维化和浑沌化的大流通，必须对传统的贸易理论进行重大突破。必须创新国际贸易理论，要为我国参与全球贸易立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现在世界上特别是美国一些专家衡量一个国家的顺差，衡量一个国家的贸易规模，衡量一个国家的贸易竞争力，衡量一个国家的贸易比较优势，衡量一个国家的贸易收益，应用的仍是传统贸易理论，而这种理论早已过时。

　　（二）应抓紧建立崭新的国际贸易评价体系

　　1.应该重新评价贸易国对世界的贡献和付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国际贸易总额是206亿美元，位于世界第32位，2010年我国国际贸易总额突破3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第一大出口国。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按照崭新的贸易理论，我们对全球是贡献、是付出、是值得尊敬和赞赏的，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已经为全世界共享。因为改革开放33年，在我们作为全球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平台和载体，承载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力成本、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成本。当然在这个进程中，中国也发展了自己的经济，有2亿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制造业，转移到了城市，参与了全球化的进程。但是与我们获得的好处相比，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应该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必须承认中国的巨大付出是对全球的贡献。比如，根据摩根史丹利集团统计显示，从1996—2003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2292亿美元，但是这个期间中国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6000多亿美元，使美国制造商降低了生产成本，帮助美国控制了通货膨胀，这难道不是非常典型的对出口国的贡献吗？

　　2.应该建立崭新的国际贸易的评价体系和补偿机制。要合理的、科学的、正确的评价贸易国对全球的贡献，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做出的贡献给予某些补偿。比如世界制造业已经历了四轮转移，被转移的国家正处在工业化中后期，因此在建立低碳型经济、发展低碳技术、节能减排等方面任务更加艰巨。一方面这些国家自身要做出努力，另一方面世界前三轮曾作为制造业基地的国家，产业替代完成的国家，要认识世界产业转移的规律，要考虑全球各个国家的均衡利益，要对后承接国家和经济体有包容度，要给予必要的让步和补偿。

　　目前评估全球贸易的方法严重滞后，已不能准确地反映全球化背景下的生产与贸易现状，正如世贸组织总干事拉米指出的，全球化的垂直分工和生产链已经改变了全球贸易的性质和形态，生产的增值化流程分布在不同的国家，中间产品多次跨越国界，成为国际贸易组成部分。原产地原则是基于传统生产分工与经济边界确定得原则，很多贸易评估方法也是如此。必须加快调整和修正过时的国际贸易评价体系，否则失真的贸易评估，将导致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错误的经济决策，从而给全球经济带来不必要的人为风险。例如，美国官方发布的贸易数据，是延续19世纪的贸易理论和贸易评估方法得出，这种传统的贸易观点虽然适用于农产品，但已无法反映21世纪全球产业链的现状。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美国对中国的实际贸易逆差是美国官方数字的一半，仅为1150亿美元，而世贸组织评价数据也有待改进。

　　3.要研究在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建立开放的、高效的、公平的、共赢的国际贸易体制。这种贸易体制，不是使一个国家获得贸易利益，而是使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和地区，都获得相对的利益、均衡的利益。尤其是对正在被全球利用并付出各种红利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不仅应给予承认，而且有责任给予某种支持和让步，起码不能像现在这样一片谴责。一个好的国际贸易体制，一定是对绝大多数国家有利，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这样的国际贸易体制，才是一种可持续的制度安排，才是一种合理的国际贸易体制。

　　4.要打破和防止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因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是设置国际贸易壁垒，影响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的快速流通。而全球化的要义，全球化内在的动力，就是流通的全球化，就是各种要素禀赋在全球无障碍流通。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打起的一杆大旗，就是强调一个国家国际收支平衡，就是打汇率战。但贸易顺差或贸易逆差，与这个国家的汇率关系并不大，这是全球化大流通中要素流动和重组的结果，是市场交易行为的组合，是各国制造商和贸易商的自主选择。一如当年的美国，后来的日本、德国，现在的中国，这些先后的贸易顺差国都没有因为汇率调整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国内问题。因此，靠压出口国货币升值减少本国贸易逆差的做法，是以传统的、狭隘的国际贸易理论为支撑的，时代发展了，情况发生了变化，这种传统理论早应调整和更新了。

　　三、把争取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更大权益作为国家战略

　　（一）把争取我国在国际经贸合作中获取更大权益，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从长计议做好战略安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从1950年0.9%上升到目前的10%以上，对外贸易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和经济制度的整体变迁，长期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几十年、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积累的各种红利，形成了中国的综合比较优势，形成了新一轮世界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的平台和载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个平台和载体不仅对世界投资者仍具有相当吸引力，而且比较优势更加明显。我认为，这种优势至少会持续十年以上，如果我们的战略措施得当，甚至能保持二三十年。在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重新洗牌和调整时期，在世界经济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时期，在新兴经济体国家整体处于上升时期，这是中国独特的、难以复制的、难以比拟的无形资产和国际竞争力，可以为中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外部环境。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还不是一个贸易强国，国际贸易快速增长付出的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劳动力福利成本过大，制造业在当前全球分工中还处于产业链、服务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中低端。很多我们应得到的利益流失掉了，很多我们为世界投资者的付出不被认可，很多我们为世界经济平衡所做的努力没有受到褒奖，很多时候我们还承受着一些国家并不正确的谴责。如果说我们过去在发展中缺少经验吃了很多亏，是付出的学费和必要的成本，但是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头号贸易国，世界等待我们的时间和给予理解就越来越少，世界上看我们的眼光越来越苛刻，而对我们的期待和要求则越来越多。

　　战后世界贸易额长期以两倍于GDP的速度增长，新一轮周期更接近3倍。随着世界经济从衰退逐步走向复苏，世界经济面临新一轮的重大调整，我国一些主要出口国消费需求出现萎缩，我国境外消费需求将会下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2010—2014年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长率4.2%，将比2003—2007年的年均增长率4.7%减少0.5个百分点左右。而2010—2014年间，全球贸易年均增长率5.6%，将低于2003—2007年年均增长率8.1%约2.5个百分点。

　　一些人认为，我国有13亿人的大市场，国际贸易可以逐步退出或忽略不计，甚至可以把市场需求完全转移到国内，这种看法是非常错误的，也是非常短视的。必须保住我国已获得的、来之不易的国际市场份额，继续创造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世界贸易格局，巩固我国贸易大国地位，这理所当然地应上升为国家战略。扩大国内需求是我国一项长期的战略方针，扩大国际市场需求同样也应是长期的战略方针，二者对支撑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同样重要。只有加快提高我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对外贸易发展的协调性，提高我国参与或主导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能力，提高为我国在国际经贸关系立论的能力，才能真正使我们在今后的国际贸易中获取更大利益，促进我国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

　　（二）立即组织智库和专家队伍，集中力量研究当代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新理论、新规律和新特点，为中国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获取更大权益抓紧立论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深厚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随着金融危机的平复和经济的逐步复苏，贸易投资壁垒会进一步降低，有利于产品、服务和要素自由流通，将继续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扩大市场开放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仍将是世界各国实现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必然选择。美国提出出口5年翻番计划，欧盟、日本也采取措施扩大出口，这预示着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的竞争更加激烈，也预示着围绕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争论更加激烈。

　　春节前夕，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国家发改委做了一场“关于全球经济形势和对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报告。林毅夫建议，必须加快进行基础理论研究和创新，提出真正能够解释当代经济现象的理论。不能再继续沿用西方理论和现有理论框架分析解决现有问题，人家给你提问题，人家给你答案，好像合乎逻辑，而我们则永远处于被动。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还可以快速发展，至少可以和美国平分秋色，没有理论支撑，面对压力我们只能疲于应付。林毅夫认为，目前国外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批评有四种情况：一种是“瞎子摸象”，只见局部，不见全局；一种是“指鹿为马”，明知故说，明知故错；一种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当几种说法汇成一股力量，就成为“众口铄金”，连金子都会被融化。林毅夫建议，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一枝独秀、鹤立鸡群，中国应该抓紧立论，世界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这种理论的需求非常大。在国家与国家关系上，只有立论才能争取更大的利益，只有立论才能在世界上站住脚。但这种理论创新要在道理上能够说得通，在实践上能够被验证，在今后发展中能够被证实。

　　林毅夫的看法和建议非常重要，如果说我们过去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可以通过“试错”来寻找正确的道路，今后则必须理论先行，必须能用新理论解释和支撑我们的重大战略、重大决策和重大政策设计，必须有更长远的安排和设计。在中国即将成为头号贸易大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逐步成为对外投资大国的时候，立论成为最重大的国家利益，立论成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中国需要理直气壮地、以理服人地把道理讲给全世界听，在国际舆论中逐步争取主动，在立论上要有作为，要主动作为。建议国家建立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创新研究基金，国家财政给予支持，委托高层智库和专家队伍抓紧研究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新理论，为中国在国际经贸关系获取更大权益提供理论支持。

　　三、组织有关政府部门，抓紧研究制定我国发展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新战略，争取在重大战略机遇期用足用好我国已建立的贸易和投资比较优势

　　在国际金融危机过后，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和世界贸易长期发展不会改变，我国不仅处在有利于对外开放的和平发展合作的国际环境，而且仍然处在有利于利用国际资本为我服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要素重组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对外开放包括对外贸易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并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与我国在改革开放抓住国际经济贸易发展战略机遇有直接关系，它提升了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在世界上的话语权，也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我国经济已经快速增长了30多年，我们如果再保持30年的增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成为现实。

　　在组织智库和经济学专家研究理论、抓紧立论的同时，应组织政府有关部门抓紧研究我国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新战略。一是抓紧研究制定我国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战略规划，包括“十二五”期间规划，也包括中长期规划；二是抓紧研究实施高价竞争战略，对我国已经具有垄断优势的产业、产品和资源进行梳理，改变低价竞争现状；三是抓紧研究并计算我国国际贸易支付的各种成本，提出我国贸易对世界各国的直接或间接贡献，为我国贸易谈判提供新数据；四是抓紧研究未来世界产业转移和贸易方向转变的趋势，为国家采取新的战略和决策提供前瞻性政策设计；五是抓紧研究对外开放新举措、新布局、新战略、新政策，如自贸区战略、“走出去”战略、市场多元化战略、贸易补偿战略、人民币依托国际贸易实施国际化战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