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预测，2020年前后，中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因此，“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工业化推进的关键时期，推进工业化的任务是如何从一个工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强国。但是由于资源环境的压力，推进工业化仍然面临严峻挑战，需要在技术创新、结构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下工夫。

　　工业化推进的关键时期

　　“十一五”结束时，中国工业化进入中期向后期的过渡阶段。也就是说，现阶段我国整体上已经从一个农业经济大国，转变为工业经济大国，但还不是工业强国。一方面，我国形成了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工业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工业增加值率不高，工业品国际竞争力不强。我国工业增加值率（增加值占总产值比例）仅为26.5％，而发达国家一般在35％以上，美国、德国等先进国家超过了40％。由此可以判断，“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工业化推进的关键时期，这就意味着：其一，基本完成了工业数量扩张的任务后，实现工业质量提升，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是这个阶段工业化的核心任务。其二，现代服务业将成为提升制造业水平、推进城市化和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需要快速发展。

　　面临四大挑战

　　快速推进工业化面临资源的压力。从“十五”时期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就面临着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约束。

　　环境约束增强一方面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排放相应增加，2009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化学需氧量分别占全社会的84.3％和34.4％。；另一方面，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环境正在成为体现生活质量的一种产品，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降低。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纷纷倡导发展低碳经济，把转变能源消费模式为主的经济模式视为“新的工业革命”。面对全球低碳经济转型的背景，我国推进工业化面临空前的环境挑战。可以说，工业是中国推进节能减排、实现节能目标的主攻领域。

　　传统比较优势渐失的挑战随着全球化与技术变动速度的加快，比较优势必须通过竞争优势才能体现出来。传统生产要素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性发生了逆转：天赋的自然资源由于新材料、新能源的开发利用而不再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要素、资本富有和贫乏的界限。由于资本市场的开放也变得模糊、劳动力因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提高而克服了数量上的不足。这些新变化使得传统比较优势受到挑战，而真正构成比较优势来源的要素是知识与技术，所以，基于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在逐渐削弱的同时，寻求可持续的动态比较优势是我国推进工业化的关键，也是挑战。

　　工业化推进面临制度障碍我国推进工业化受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双重控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由于产权控制、目标差异导致了产业趋同与重复建设，甚至国内市场的分割；长时期以来，由于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地方为了追求地方短期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不少地方政府通过降低税收、扭曲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吸引外资，导致各地产业结构雷同，相同制造业供给过剩，没有形成差异性分工，市场分割，限制要素的流动和分工聚集。

　　工业化进程需要路径创新

　　基于中国工业化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约束条件，“十二五”期间，继续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实现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变是这个阶段的根本任务。为此，需要我们在创新能力、产业升级和制度创新上下工夫。

　　培育技术创新能力创新是中国能否真正“后来居上”的关键和决定性因素。只有通过技术创新，才能提升中国制造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

　　加快产业升级一般来说，产业升级有3种形式。一是产品技术的换代升级。二是在产业链上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领域延伸。三是创建新兴产业。基于重大科学发现和发明而产生的将改变人类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新产品和由此产生的新的产业群。

　　“十二五”时期，加快产业升级。一方面必须使我国的制造业从简单的加工装备向现代装备业转变，延伸制造业的价值链，如开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售后服务和金融服务；另一方面，培育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2010年9月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因此，需要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科技创新与产业化相结合，推动产学研结合，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性产业。

　　推动制度创新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中国模式”要做重大调整。要改变“两个过度倾向”，即改变过度投资倾向和过度的外生增长倾向，这就要求在制度安排上做出调整。同时，要继续推进所有制结构创新，尽快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合理制度，注重金融体系的制度建设，推进政府自身改革，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